唐元和四年（809年），京城长安又出了一件大事，应唐宪宗诏请，一个名叫惟宽的禅师来到长安，配住京城兴善寺里。于是，京城里的那些追星族们，一个个争往兴善寺去看惟宽和尚，想看看这位禅师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而那些公卿名流，更是趋之若鹜般地一批批来到兴善寺，向惟宽求法问道，把个平日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兴善寺弄得热闹喧天。
性宽身材高大，声如洪钟，难得的是，惟宽为人随和，决不同于其他的禅师，有人问道，他即传道，有人请去讲经，他即高兴前往，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一时间，惟宽成了京城里最大的名流。
在这些拜访的人中，有一位即是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与佛有缘，他自号香山居士，说自己“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他的传记也说自己“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他甚至还一本正经地拜了师父，师父即是宗马祖道一的弟子香山如满禅师。而他与浙江鸟窠禅师的交往更是成为文人士大夫酒后茶余的谈资。
白居易当然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与众多僧人的交往，使白居易觉得自己已不再是个一般的居士而身为侍郎的白居易，也不再同于与鸟窠禅师交往的时期，这时的他于禅于佛，都有着更多的知解和领悟。
白居易的造访，更多的带有某种责难和挑战，因为同其他白居易熟悉的禅师相比，惟宽既没有怪诞的禅语，也没有隐于深山的经历。而他随处讲经，更是与禅宗所一向推崇的“不立文字”大相径庭。
交谈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白居易单刀直入地何道:“既然你身为禅师，为什么还要四处说法？
惟宽说:“佛的最高智慧，显示于身为律，讲说于口为法，作用于心为禅。分别虽有三种，但却源于一，犹如江湖河泊，虽然各有自己的名称，但作为水的性质却是没有差别的。律就是法，法即是禅，侍郎为什么要在这里加以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