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回忆道，他很早就认识了杨幂，因为聊得很好于是就相约一起拍个戏，“我那时候没有太当真，还预设了一点合作的条件，直接说没有剧本。”至于为什么没有剧本，他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喜欢演员看剧本。”
因为没剧本，所以每一场戏都需要所有演员加入进来一起排练。这一幕大概会发生什么、人物要做出什么反应、需要说什么话、所说的话是自己口中的还是片中人物口中的？剧组每天都塞满了诸如此类的讨论。
在拍摄过程中，每每遇到演员难以掌握的情况，刘杰就会在现场临时改戏，所以《宝贝儿》永远都是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不会强求演员去做他们把握不了的事情，一旦出现完成不了的情况，其实不怨演员，有时候可能是这个设定与之不相符。”
但话说回来，正因为没有剧本，为了让每个人物都有强有力的心理动机，让观众相信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刘杰亦下了一番功夫。
“其实我会非常之纠结，因为一个成年人如果不是出于某些特殊原因的话，他其实是会接受这个社会的潜规则。”刘杰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对于“申报残疾证”以及“由父母来决定孩子生死大权”的事宜，大多数成年人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将江萌的执着合理化，这一人物被设计为一个重残人士。“因为同命相连，江萌会以比较平等的视角看待另外那个孩子，我也会比较容易站在一个可以理解的角度，避免了以一个健康人的角度去做一个道德制高点的关照。”
正如刘杰所言，影片中江萌为了挽救一个重残儿童的生命，，做了所有自己可以想到并做到的事，她的执着可以理解为和那个孩子的同命相连，也可以理解为她在试图借此找寻自己被遗弃的答案，这个过程既合理化又足以引发观众的共情。
与此同时，为了尽量让事件双方都有真实的心理依据、真实的生活背景，以及真实的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理由，在设定人物的过程中唯有“不站队”，才能让各方的观点都做到最大程度的客观，让各方的势力能够真正地交锋起来。所以，迫于现实的无奈和为孩子人生的考虑，片中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放弃孩子的行为亦能够被观众所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