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东方
《两只老虎》是很多年以后，又一次到电影院观赏的第一部电影。
曾经很喜欢看电影，后来因为可以更方便地在网上看片，加上影院里说话和嗑瓜子的声音的挥之不去，也就逐渐不去影院了；只是没有想到，这不去影院看电影一下就过去了很多很多年。
这次来影院看电影，吃惊地发现居然一溜排开有十几个“看片室”，每个都不大，每个放的片子都不一样……在上座率只有百分之十以内，也就是三五个人看一场电影的环境里看电影，几乎可以说是舒适的。虽然也还是有人说话和吃东西，但是基本上能做到接打电话的时候一边说一边向外走，走到外面去的文明程度了。观影环境还是可以的：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的，出人意料得好。
这就容人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音响和画面感受都很好的电影本身上去了：《两只老虎》是那种以喜剧和荒诞打了招牌的片子。这种片子的好处是可以不必太在乎破绽，所有的破绽都可以理解为故意露出来的，露出来逗你笑的。观众对喜剧片的观赏预期是相对宽容的，这也就是拍电影的时候风险小的选择往往是喜剧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然而，喜剧的成功率其实不高，风险压力主要都给了编剧和演员。编剧能不能把一个荒诞故事讲得生动而有逻辑，演员是不是能很正经地演出“不正经”来，这就是喜剧的最大未知数。
一个很有钱而又想死的人，在面对突然到来的绑架的时候有不畏死的反常表现，导致了一系列出乎人之常情的喜剧效果。这是《两只老虎》的叙述逻辑基础，至于电影在显在意义上对如意不如意人生中痛定思痛的哲学感悟，对夭折了的爱情中真爱成分不无煽情也终究还是显得单薄的讴歌，对金钱与友情不无后悔的衡量、对人生真谛的凑近，当然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编剧的心思很多时候也已经都被格式化成了套路，而很多套路都被命名为鸡汤的意思就是在说它们的苍白。
这种凭空设定含糊社会情境下的抽象人性的做法，是编剧状态下的鸡汤故事。当然，不是为了鸡汤本身，而仅仅是披上鸡汤的外衣以后可以让故事有一个叙事伦理正确的大方向，或者叫做冠冕堂皇。
然而，在天下本无新意的编剧背景下，只有演员表演的细节和那些可以永留印象的很“跩”的电影画面，才具有更恒久的影响力。
本片动用了葛优的冷静和机智、范伟的不动声色和入木三分、闫妮的半神经的妖娆、赵薇在红尘中挣扎的爱恨情仇……这些固然都是抓眼球的看点，是世俗目光里必然要被多看上一眼的热闹，但是只有这些的话，却依然感觉缺少点更能留下印象的东西。
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小孩子往往记住的就是其中一两句滑稽的对话和动作；然后便不厌其烦地模仿，真正成了一个梗儿似地被来回重复。比如那句著名的“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甲方乙方》）、“我要劫个色”（《天下无贼》）……
这样有相关元素被观众自动模仿、形成日常话语中的梗儿的电影，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成功的，是在受众那里留了印象、有了意味、扎了根儿的——当然也一定是票房不菲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一向也是电影人，至少是电影制片人梦寐以求的。他们有意无意就会在电影里故意做下这样的梗儿、这样的话头儿，期望也能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广告语。《两只老虎》里这样可以埋伏下的梗儿也有些端倪，比如“人生就是一个字：能过则过”。可惜的是，这样刻意的梗儿大致上只能引起现场的一点点笑声，很难再行重复。电影的普遍现实是观众少，而且观众也多不是小孩子，这就让所有的梗儿都难以真正成为口耳相传的话头儿；它们至多只能在相关电影网站里被宣传一下，便也就过去了。
不过《两只老虎》这个电影看过以后，脑子里的确还是有些影像是留下了记忆的，比如：被绑架的葛优和“绑匪”并肩走在去往洗浴场所的路上的景象，并肩走在歌厅里、公路上的景象；那种在别的电影里似乎也曾经见过，伴着轻松愉悦的节奏，做的却是荒唐而异想天开的事情的情状，那种模特步伐的跩与谐趣，在让观众莞尔的同时，也是电影可以带着人脱离现实的就在眼前、触手可及的登天梯。
据说这是用戏仿的方式在向有关的著名电影致敬，包括向某些公路电影的致敬。致敬不致敬其实未必有意义，有意义的却是将在平庸生活之中的观众带向一种有节奏感的幻相；让大家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另外一种与自己的生活完全不搭界，也与正常的生活不沾边的奇特的可能性中去；也是赋予经常会感到无意义的人生以..的形式感元素，从而将生活的视野拓宽，将某些沉重的东西轻松化，将本来无解的生活扭结看淡。
电影演完了，在好听的片尾曲里迟迟没有走，及至保洁大姐进来疑惑地看着你的时候才有点恋恋不舍地离开：还有心情有兴致来看电影，这已经是不管什么电影赋予观众个人的最基本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