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历史学家之间的合作是全球化导致的广泛的跨文化对话的一个层面，因此社科院和中国学论坛倡议邀请我们参与。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试图继续交流的人都清楚，这种对话有时很困难，充满了含糊不清和误解。这类对话的主要框架的构成取决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多样化的社会人物的相遇，他们持有特定的价值观和阅历。在这些社会人物中，知识分子起了特殊作用，因为受学科给予他们的类似约束，他们有着共同的概念和语言，即便跨越大陆和海洋，即便词语有时会改变意义和内容概念。
在我撰写有关..的专著时（1994年出版），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困难。事实上，西方指责..未能真正理解他作为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和东亚传播的西方学说和理念，他经常表现出混乱的思维或虚假的雄心。他在1912年创立的..与法国或美国模式相距甚远，而他说是从这两个国家得到的启发。同样，他于1923年至1925年在广州推动的革命运动，经常偏离他所依靠的苏维埃先例。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些表象上。跨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输入，不是一种模式的再现，也不是服从主导国家的价值观和原则，而是以各种形式的新颖方式为起点的创造，通过融合的过程，开辟新的途径。该过程的效果不应通过与原有模式的比较来判断，它们是否符合这些模式或者它们相似的程度有多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明了这种融合产生的结果是否有助于解决当代世界演变所产生的具体问题，以及激发特定历史情况所需的特定政策和学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标准，就会发现..的思想和工作之伟大。在借用西方文字和观念—民主、自由、社会进步—的名义下，他尽力通过演讲和著作引导中国广大民众，开辟了一条不是引进国外模式、而是建立适应当时中国需求和能力的新制度的道路。
即使有时在曾经的殖民背景下发生的这类融合只是优势文化的副产品，缺乏价值，但大多数情况下融合的原创性和效用使它们成为演变和发展的引擎，进而能够建立适合自己的模式，就像21世纪的“中国模式”。当然，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融合的转化方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学论坛邀请我们参与国际合作，提醒了知识分子在这一领域中的特殊责任。
我衷心祝愿中国世界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真诚期待各国中国研究专家之间的交流取得丰硕成果。
在此，我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王菊译，白吉尔审定）
【本文图片由上海社科院、获奖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