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上学的最初记忆始于大约1942年。我父亲在旧金山不断住院出院，我的妹妹也在1943年出生。我母亲因为照顾丈夫和刚出生的宝宝而筋疲力尽，无力对付两个精力旺盛的小男孩，当时我们总是吵个不停。因此，我们被打发到了县立学校（The County School），那是一所由两位严肃的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管理的寄宿学校，在洛斯盖多斯（Los Gatos）郊外，现在的硅谷（Silicon Valley）边上。如今这所学校依然还在那里，但小镇已变得非常大了，以致它现在离镇中心并不远。美国对我们而言是十分陌生的，我们非常想念父母，还经常被体罚。我不幸经常尿床，校规迫使我几乎每天都要错过一节课来清洗我的床单，我为此遭到了无情的戏弄和欺负。我不记得在那里学到过任何东西。
当我们男孩子可以骑自行车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阶级斗争和..冲突。我们必须骑车穿过一个人口相对贫困的天主教社区。那里的男孩认为我们是势利小人，是半个英国佬和新教徒，时刻准备着干仗。下坡的路并不是很糟糕，因为我们可以骑得很快，而且可以用曲棍球棍武装自己。但是，上坡回家就轮到我们被这些家伙“搞定”了。当时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被仇恨，但那是在..、阶级和种族偏见方面的一个有益教训。现在，我对那所贵格会学校的记忆不多了，除了记得我非常害怕一位红脸的数学老师，以致我经常逃学，对母亲撒谎。我也是一个小团伙的成员，为首的是一个叫作菲奥娜（Fiona）的无法无天、体格健壮的女孩。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份幸运是我母亲做出的又一关键决定。爱尔兰法律规定，儿童必须学习要么爱尔兰语（民族主义），要么拉丁语（天主教）。我母亲认为我去学一门几近无人使用、唯有在国家西部最边远地区才有人说得流利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的选择是拉丁语。她为我找了一位家庭教师——韦伯斯特夫人（Mrs. Webster），韦伯斯特夫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年妇女，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虽然可能难以置信，但她让我爱上了拉丁语，让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有语言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