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自然环境在变，社会环境也在改变。您在新书中描述了在寒冷冬季有条件到南方生活的“候鸟人”，以及小城里其他人对“候鸟人”的不同看法。您如何理解这一社会问题的出现？
迟子建：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坏，经济飞速发展使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但不可否认，贫富差距确实存在，而且可能越来越大。“候鸟人”的产生就是一种表现。今年两会，白岩松有个提案，谈到我们经常会“黑”河南人，去年因为东北的几件事开始“黑”东北人。白岩松说，一个民族如果不断地产生今天“黑”这、明天“黑”那的事情，就容易造成一个民族的撕裂。他的这种警觉非常对。贫富差距也一样，如果时间久了也可能产生一种断裂。
对艺术来讲，最重要的是开辟自己的领地
环球时报：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必然的创作界限？
迟子建：只是性别不一样，迟子建后面经常会加一个“括弧女”，但对于我来讲，男女作家的区分是不存在的。
环球时报：有人评价您的作品提供了一个习焉不察、充满体温的文学东北，自成一派。在您笔下，北方边疆的人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您的创作灵感会有枯竭的时候吗？
迟子建：边疆人的不同，可能在于他们做事没那么拖泥带水，有时走出的关键一步又那么决绝、勇敢、不计较。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勇敢，一点点的闪光点，而变得幸福。
一个作家是骗不了自己的，他内心洋溢着多少能量自己心里很清楚，就像你是否还有能力去爱别人一样。我可能没能力去爱谁，但我爱文学的这种能力一直在，好像很蓬勃，一直在飞扬。我写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进入各种流派，“不入流”给了你充分的自由，你无法被归类。对艺术来讲，最最重要的是开辟自己的领地。我其实不是有意识要开辟，从一开始我就是天然朴素的想法，写我最想写的、我理解中的文学，而它跟我的人生履历刚好是相辅相成的。我就流在自己的一条河流上，这条河将流向哪里是问号，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