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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陈瑜
在作者看来，人文学者们讨论时事问题时，常常落于文字、纠缠细节、拒绝比喻。如美国一众学者最近深深纠结于“中世纪的墙”这一比喻，恰恰犯了海登·怀特最想要抵制的那种错误：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让历史及其他一切叙事话语生动起来的，其实正是譬喻说理的“喻”。
在美墨边境建墙来隔离非法入境的移民，是一种“中世纪的解决方案”吗？美国总统特朗普反正是欣然接受了这个说法：“他们说墙是中世纪的。好吧，轮子也是如此。你们知道吗，有些东西是有用的。轮子有用，隔离墙也有用。过去它有用，现在它依然有用。”今年1月访问美国南部边境时他这样说。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如2020年想要竞选总统的参议员SenatorKamalaHarris，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中世纪面子工程”。不过，学术界的反应是把两头都骂了一通。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MatthewGabriele写道：“‘中世纪’的墙这一说法是误导性的，因为实际上欧洲中世纪的墙起的作用根本不是像特朗普所想象的那样。”（《..》）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DavidM.Perry坚称“墙不是中世纪的”（CNN网站）。波士顿大学EricWeiskott则试图以中世纪文学教授的身份告诫读者，“把你不喜欢的东西称为‘中世纪的’是不准确的、无益的”（Vox网站）。
这一系列学界回应纵然十分迅速，却又着实令人难堪——纽约州立大学的SamFallon却这么认为。他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撰文提出，当讨论这么一项以如此多人命运为赌注的政治斗争时，纠结于墙是否“中世纪”的象征，这么说是否构成对中世纪的侮辱，似乎完全没踩在点子上。当然，学者们对“建墙”这一提案的愤怒和回应热潮完全可预见。只是，在他们这种狭隘的、自以为是的“文本主义”（literalism）中，所体现出的是这样一种逐渐渗透至人文学者公共写作的风格：将专业知识等同于权威，将历史事实当作时事问题的决定性解答，无论这些事实本身多么微不足道或充满争议。简言之，这些学问用错了地方。Fallon认为，这种完全落于文字的“文本主义”是一种糟糕的修辞，它将严肃的论争降为细枝末节的讨论；这也是一种糟糕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拼死拼活赢来的对人类过去的解释权，却被“文本主义”完全背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