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铭
这是以色列片子第一次获得柏林金熊奖，也是《黎巴嫩》威尼斯“擒狮”整整十年之后，再次有以色列人“主导”的作品染指三大国际片子节。如斯界说《同义词》，是因为它并非一部典型的以色列片子——全程在巴黎拍摄，对白几乎满是法语，资金和制片也来自法国，导演那达夫·拉皮德作为一个曾经在法国“讨生活”的70后，把本身的履历砥砺成一部关于“流放与回收”的移民寓言。而这种分歧文化间的折射，恰是当下的世界影坛所乐见的。
一个出生在特拉维夫的犹太人，决然决意脱离以色列，孤身逃往法国，他在那儿拒绝说母语，显得浮躁、焦虑……各种情绪激烈的小我勾当，并不相符实际世界中犹太人的举止纪律，倒是拉皮德在20多岁时的真实所为。影片中年青年头的约亚夫，就是昔时谁人神往“拿破仑、戈达尔和齐达内的国度”的导演本人。
事实上，法国曾拥有全欧洲最大的犹太裔族群（约50万人），但凭据《费加罗报》2016年的统计报道，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正在脱离生活多年的法国，全家搬往以色列。在西欧，犹太人传统上是中产和富足阶级，但本地越来越严重的反犹情绪，和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让他们无法感应平安。生活在马赛的犹太人甚至不敢戴传统小帽上街，尽量时任法国总理瓦尔斯呼吁“犹太人请留下”的情形下，也难以阻止他们一批批地逃回以色列。
影片中的约亚夫并非不知道这一情形，他结识了犹太裔的暴力自卫组织，激进的伙伴还在地铁上“逆向挑战”那些通俗的法国人，但他仍然执拗地盼望留在法国，不吝为此拒绝希伯来语，拒绝父亲。一个有趣的巧合是，饰演约亚夫的年青年头演员汤姆·梅西耶，其父辈就是从法国迁往以色列的犹太人，他拥有一个典型的法国姓氏，却从小在以色列长大，丝毫不会法语。主演这部《同义词》算是重续与法国的渊源，而在柏林获奖后，他也真的选择在巴黎假寓。
但拉皮德在神往之后，更多了一份失望与反思。这种犹太人与欧洲主流文化间的疏离和牵扯的关系，催生了一种“距离发生美”的幻象，必将在残暴的实际和幼稚的依靠中激烈碰撞。从导演前两部作品来看，他本人对于以色列社会内涵问题是持猜忌甚至指摘立场的。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强硬和在文化范畴上的轻忽，让这个年青年头的片子人感应哀思、甚至愤慨。尤其是在全民义务兵役制对年青年头人的“二次浸礼”上，他同拍出《黎巴嫩》和《狐步舞》的塞缪尔·毛茨的立场是相似的。
在拉皮德执导的《教师》（2014年）里，只有幼儿园女先生把5岁男孩的“诗人先天”视若至宝，可在她的工程师丈夫和孩子的商人父亲眼中，这种文学上的早熟是“无用”甚至是“有病”的。拉皮德认可把这种文学承载的盼望又带到了《同义词》里，“统一首音乐的分歧乐章，反映了人生的分歧阶段”，甚至能够说，这个执拗的男主角就是长大后的男孩（他们都名叫约亚夫Yoav）。等他终于来到标榜“自由”的西方国度时，对说话认同感的神往，会为他叩开那边的大门。
从第一个场景到最后一个场景，导演在作品中设计了诸多并不难懂的寄意，尽量这些锐意的讪笑在跟尾上并不流通，甚至稍显生硬和迫切，倒是在表达他络续思虑后的阶段性结论。首先是最“吸引眼球”的开场悬念，空荡荡的大宅里什么都没有、生疏的男子躺在浴缸里……颇有些弗朗索瓦·欧容式的惊悚和情欲感。但之后的情节里，拉皮德压根儿就没去追踪究竟是谁，为什么偷走了约亚夫的行李和证件，而是把这一幕看成纯粹的社会性隐喻——初到异国的移民者，就仿佛是一个新生儿，赤条条一无所有。然而，种族、肤色这种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又无法真正被甩掉，好心帮助的本地人瞄一眼约亚夫，就知道他是犹太人，这种从小就打下的“烙印”，藏得再深也要伴其平生。
移民法国的约亚夫，其矛盾之处正在于此：一方面他自学法语，光靠“啃”字典就能达到与人交流的水平，尤其是在法语里那些释意雄厚的同义词、近义词并不轻易把握的情形下；另一方面，约亚夫又并未示意出对法国汗青、文化和艺术等层面的强烈乐趣，片中除了瞻仰巴黎圣母院，他甚至没有去过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不带有任何旅客式的好奇和赞叹，仿佛只要能滞留在法国就充沛了。
讪笑的是，尽量想要蜗居在巴黎的阁楼上也并不轻易，身无分文的约亚夫除了接管法国同伙艾米勒的施舍，仅有的两次工作还都与他的犹太人身份相关。先是在以色列大使馆当保安，固然拒绝说希伯来语，事实上照样在接管族人的佑护；后又给法国艺术家作模特，独一一次说母语就是被看成“异乡情调”来榨取、消费，同另一位巴勒斯坦女孩同伴售卖他们身上的民族标签。
约亚夫在大部门时间里都是渺茫的，面临他的镜头是窄小的，导演并没想把他置身于更广宽、更清楚的视野下。街上是记载式的手持摄影，脱口而出的是激动的对白，营造了达内兄弟式的距离感，从约亚夫钻牛角尖式的表达体式上，看不到几多“融入本地”的正面情绪，他面前的法国也不再是想象中的“乌托邦”。
这份伶仃和疑心，也是大部门刚到法国的移民都曾体味过的，若想熬过适应期，要么让本身忙碌于学业或工作，要么乞助于老乡抱团，但约亚夫并不奇怪这些。能在落难时碰到贵人互助，是幸运的，整部影片里他都身穿艾米勒送的那身..大衣，足以装成面子人混进派对。然而，这两个法国人的形象又是恍惚而浓缩的，他们对约亚夫的激昂，并不光是出于同情和施舍，也是在“换购”他移民者独有的履历。巨室子艾米勒需要约亚夫的古希腊悲剧“现代犹太版”的《伊利亚特》来雄厚他贫瘠的文学想象力，这依然是在描画以色列与周边世界的困局；而身为音乐家的女孩儿卡罗琳，则用身体和婚姻赐与约亚夫平坦，原本认为是高贵高声的“泛爱”精神，最终却发现不外是用来揄扬的异国游戏而已。
最让约亚夫气愤的不是这种“救赎”背后的优胜感，而是心神往之的“自由”，本来也是竖立在价格观的“强制统一”之上的。比拟“民族开国”的以色列，现代法国则是以“文化开国”自夸的，萨科齐时代之后，“融入”成了和谐族裔矛盾、决意外来者在法国生活权的要害词，只要能说法语、认同法国主流文化，就是法国人。
复杂的社会矛盾，多元的文化传统，被简化成了一道道“入籍必考题”。背背历任总统名字、法兰西的国度象征也就算了，但要求一个以色列的“逃兵”来唱《马赛曲》，认可“政教星散”的强逼性，仅仅用“对”或“错”来粗鲁裁定一小我对家庭、道德和崇奉的判断，这是约亚夫难以忍耐的。让约亚夫再次气愤的，不光是遭到搪突，还有“乌托邦”的破灭，陪伴着民族归属感和国度概念的坍塌，他骨子里照样谁人心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而“所有的激昂都是有限度的”，所有的大门都是“虚掩”的，打开或关上大门的手，都躲在门后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