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隋炀帝杨广倒行逆施，大兴土木，三征高丽，巡游不断，使得赋役繁重，因此愤而起义者不断。大业末年，各方起义势力已将隋朝统治政权摧毁殆尽，隋朝内部豪强门阀势力，也终于撕破忠隋的伪装面具，割据一方，“隋失其鹿，英雄竞逐”局面基本形成。
在这场“逐鹿”游戏中，各地农民起义军只是为推翻隋朝政权，上了一道开胃菜。这些资深“政客”的豪强门阀势力，此时正在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合法政权，因“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欲行“帝王之业”，必须得到隋朝旧势力的支持。而“挟天子以令诸侯”，采取让前朝统治者禅让的道路，是最简单、最合乎君臣礼仪的，于是隋朝皇权统治者后裔成了“香棒棒”。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
李渊自太原以“废昏立明，拥立代王，匡复隋室”的口号起兵后，得到关中军民支持，四个月就占领隋朝西京长安，为稳定西京隋朝官员，李渊拥戴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帝。
公元617年，宇文化及利用追随隋炀帝杨广将士想先回归洛阳心里，将其弑杀江都，拥立秦孝王杨俊之子杨浩为帝。
隋炀帝被杀后，东都洛阳实际控制人为大将军王世充，于是拥立元德太子杨昭之子杨侗为帝。
在这三股“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势力集团中，他们都控制了一批隋朝官员，如李渊拥有隋朝原西京留守官员，宇文化及掌握追随隋炀帝下江都的朝廷官员，王世充名正言顺的有首都洛阳官员，再加上各自以隋朝皇室后裔为帝。
从政治名义上来看，宇文化及以昏君无道诛杀隋炀帝，王世充因杨广被杀辅佐东宫太子登基，更应该得到不同利益集团认可，可最后在政权建立和发展中，却输给了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旗号的李渊父子。
李渊政权之所以得到支持，是把握住这三个优势潜在优势：“李氏当王”谶语的流传
谶语一直是封建政权中迷惑民众，通过所谓天命所归的神学意识，进而使得夺取政权有依据。在隋炀帝执政后期，“十分天下，九为盗贼”的社会格局，让隋朝政权已经失去天下民心，各种谶语也就广泛流传，而“李氏当王”的谶谣流传最广。“后主讨辽东，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晓图谶，谓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姓李者”
面对李姓威胁政权的说法，杨广对隋朝政权中李穆、李敏等贵族进行了大清洗，而李渊因为身处太原地区，远离洛阳政治争斗中心，才躲过一劫。不过这也侧面印证“李氏将兴”也许是真的。开皇初，太原童遥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
所以李渊父子在反隋起兵时，首先就是按照太原流传的“白衣天子”谶摇，以白旗作为起义旗帜颜色，使得“汾晋老幼，返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投靠李渊的起义民众“日有千余”，军事实力迅速扩展扩展强大。
李渊正是利用社会广泛流传“李氏当王”谶语，以“上天明命”为舆论导向，争取民心，这是只有李渊得天独厚拥有的。
先天优势：懂得争取关陇势力的支持
隋朝的统治基础是关陇势力，隋文帝执政时对关陇人士重用有加，而隋炀帝杨广以弑父名义登基后，对朝堂中关陇势力进行了杀戮囚禁，放弃了“关中本位”的用人政策。而李渊家族本身就是关陇核心集团成员，李渊以“复先帝之鸿绩”为理由，可以很好的拉拢那些对杨广不满，而十分怀念隋文帝时期辉煌荣耀的势力。
宇文化及虽也是关陇势力中世家大族，不过在弑君之后，面对新建立的政权，不是想着稳定人心，拉拢和争取追随隋炀帝的文武官员支持。宇文化及却通过对这些官员和隋朝宗室进行大肆屠杀，来换取个人的权威地位，自然让这些人表面屈服，而私下时刻找机会脱离宇文化及的统治。
王世充由于出身胡族，不被关陇势力看不起，为此他做了不少表面文章，在自己府门外立求才三块木牌，“一求文学才识堪济世务者，一求武艺绝人摧锋陷阵者，一求能理冤枉拥抑不申者”。刚开始王世充还礼贤下士接见这些人，结果没坚持多久就放弃了，对上书的建议也是搁置一旁，伤了有识之士的心。
创造优势：积极做民众的工作
隋朝末年，隋炀帝广征劳役，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众因不堪忍受沉重负担而起义，李渊在镇压过程中，对降者给予一定官职。对在起义过程中占领的永丰仓，实行开仓赈济百姓，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更是获得民心的拥护。
宇文化及掌握的是一个思西而归的政权，对周围民众根本就没想到过，要如何进行吸附，自然就没法建立一个稳定根据地。所以在和李密等人作战中，由于连续失败，缺少后勤保障，更是派兵直接抢民众粮食，导致民心尽失。
王世本就靠阿谀奉承的本领获得的隋炀帝的信任，而成为洛阳地区的最高军事统帅。因在在镇压农民起义中，一直充当急先锋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
总结
隋朝末年的政权争夺中，王世充、宇文化及等各方势力虽手握重兵，却只是忙于争夺地盘，或者想着割据一方。李渊所在的集团从一开始争夺天下的战略布局时，无论是舆论宣传，还是争夺政治势力、民心归附，都是朝着大一统局面推进，所以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过程中，李渊集团才能笑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