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学审美观念的建立，是以两点认识为基础的。一是对北宋亡国教训的总结；二是对传统诗教“诗言志”的认同。如果说北宋人对“郑卫之音”可以乱世只是停留在理性的预感上，那么南宋词人则有着亲历亡国之痛的切身感受。因此，南宋很多词论家便从时代兴亡的角度，对歌乐的发展进行比较系统的批判性总结。其中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序略》较有代表性。此文从“郑卫之音”，乱世亡国的观点立论旨在说明：王朝兴，则雅正之乐兴；王朝衰，则郑卫之音作。以此证明，北宋词乐的..不振，与其亡国有着必然的联系。其略云商、周兴，三百五篇歌词“其言止乎礼义，圣人删取以为经。周衰，郑卫之音作诗之声律废矣。汉兴，制氏犹传其铿锵”；汉衰，则“制氏所传泯灭无闻矣”。
词乐歌舞
秦汉以下歌词，虽源出郑卫，但“其意趣格力，犹以近古而高健”；及至五胡乱华之时，“其讴谣淆华夷焦杀急促，鄙俚俗下，无复节奏，而古乐府之声律不传”。唐初，郊庙之歌，其数大备，雅乐正始；“迄于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淫乐……天下薰然成俗。……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作者这样历数前朝歌乐关乎兴衰，兴衰系于歌乐的历史过程，可谓言之凿凿。当然，这些引证皆是为论本朝兴衰而张目的。那么，对于本朝歌乐将如何评价呢？他说：“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然而不知其所止。脱其芒端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尊于朋游樽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韫骚雅之趣者，百无一二而已。”
古代歌乐
直到靖康之变以后，“始知有生之快，讴歌载道，遂为化国”很显然，他否定北宋词，并且批判其“荡”而不“雅”，是既不“载道”，又不“化国”的郑卫之音。连“宗工巨儒”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市井教坊中人。当然，他不能像总结前朝那样揭明北宋淫词导致亡国，但其借古鉴今的用意还是十分清楚的。明确将歌乐的历史演变轨迹加以回顾总结，并且得出“其变愈薄”结论的还有爱国诗人陆游。其《渭南文集》卷十四有《长短句序》云：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而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曲，为引，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
古乐器演奏
这篇短文分别对我国古代音乐和诗歌数千年的发展轨迹简笔勾勒，着眼于“变”，但结论不是越变越好，却是“其变愈薄”，一代不如一代。令人颇为费解的是，陆游作此短文的目的，不仅仅是对歌乐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评，其用意还在于借此以自我忏悔，他声称自己“少时于世俗，颇有所为（指作词），晚而悔之。”陆游此言到底为一时兴到随意说说，还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从他那一百多首词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刘克庄认为：“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成就如此之高，似乎不应忏悔自责；从其词的命意来看，大率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诗教相合，也似不应忏悔自责。
宋词的唯美意象
何况他曾在《跋花间集》中批评了唐大中以后“诗家日趣浅薄”而对其间倚声作词者能以“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的《花间集》却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赞扬说：“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何以此时却自悔其词？细揣其意，抑或有二：一是从“其变愈薄”之歌乐兴亡反观国运日衰之社会，故生兴亡之感慨；二是本来就对词存在着一种轻视的潜意识，当其与兴亡之感一联系，必会引发而生。其实质，恐怕仍然是对北宋《花间》词风的不满与批评。这种“郑声乱雅”、进而乱世的感受，在南宋亡国之后似乎来得更加明确。赵文《青山集》卷二有《吴山房乐府序》一文，亦是从“声音”与“世道”兴衰的联系着眼，评判历史，从而对晏欧词、美成词、“宣和风气”，以及近世“江南言词者樽美成”之风气加以系统回顾，从而得出明确结论：“《玉树..花》盛，陈亡；《花间》丽情盛，唐亡；..盛，宋亡。可畏哉！”
宋词的唯美意象
赵文是由宋入元之人，曾在文天祥幕下参与抗元救国之战，亲历过宋亡之丧乱，故而感慨尤深。虽说宋季亡国之根本原因不在词风，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观词风而知世情，知世情而判废兴，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南宋词人在批判“郑声”乱雅乱世的同时，还批判《花间》到北宋词多为“导淫”乱雅。孔子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早在北宋时，就有人批语黄庭坚以词“劝淫”，但当时艳词风靡正盛，只当笑谈而已。及至南宋，才比较严肃地提出这一问题。首先有鲖阳居士对温、李到北宋那些“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深表憎恶。此后，大凡论词者，多持此论。他们首先是否定北宋人以《花间》为准则的传统审美观念。
宋词的唯美意象
北宋词人李之仪有《跋吴思道小词》云：“思道覃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实，不独思道如此，晏、欧、秦、周，皆无不以《花间》为准。可是，南宋人要推翻这一旧准则，就非得找到坚实有力的理论根据。汤衡《张紫微雅词序》云“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很显然，虽批《花间》，却隐诟宋儒。王灼《碧鸡漫志》有一段论及李清照词，尤其对其以“淫言媟語”殃及“闺房妇女”之事痛加指责。他说李清照是把“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他还用比较的方法，拈出陈后主“使女学士狎客赋诗”之艳事，元、白那些“淫言媟語”诗遗害“民间”之事，曹组诸人“鄙秽歌诗”影响“今之士大夫”等三件事与之相比，认为三者虽皆涉淫，尚有分寸，都不如李清照词影响恶劣，指责“其风至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
闺房妇女
这种批评在北宋是不可能出现的，因北宋人并无以词涉..为耻之观念，相反还以能为而相夸。这种反对词涉..的观点，一直延至南宋末。其时有王柏者，作《雅歌序》云：“予尝谓，郑卫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后世乐府，又郑卫罪人也。凡今词家所称，脍炙人口者，则皆导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于目乎？”王柏师尚理学，乃朱熹再传弟子，其见解不免腐。他这种全盘否定的论点固不可取，然其批评“导淫”之失与鮦阳居士及王灼诸人，皆有相通之处。张炎论词崇尚“骚雅清空”，并不全具道学气，他认为“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
古代女子
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抒情，但很注意“度”的把握，因此同时又认为“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总之，南宋词人从“乱世”和“导淫”两个角度，并从二者的内在联系上，对“花间”北宋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样做，对扭转南宋词的发展方向，纠正北宋独尊“花间”的偏失，重新构建新的词学审美理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使词体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逐渐脱离了鲜活搏动的情感世界，走向形式僵化、内容空泛的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