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们希望保持自己高洁的情操，保持自己学术的独立，追求自己的“道”；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够普济天下，能够经世致用。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文人一直处于一个很纠结的状态。
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纠结是不存在的。
当时的“士”虽然生活条件未必比得上后世，但在选择上却比后世丰富得多。他们可以发明各种不同的学说，研究各种不同知识。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支持就跑到另一国去，各国成了他们学问和政治主张的试验田。实在不行，他们还可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江湖上浪荡。
但到了秦之后，这种选择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乃至消失了。“学成文武艺”，只能是“货与帝王家”，思想和知识市场成了只有一个买家的买方市场，结果当然只能是买家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皇帝要独尊儒术，书生们就只能去钻研儒家学说。
儒家思想当然有它的价值所在，但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士大夫，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极强烈的入世意愿。他们最高的追求不是在学问上有什么突破性成果，而是“治国平天下”，“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学问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不是单纯的学问。
于是纠结就出现了。你要经世致用，要治国平天下，当然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当然要为君王朝廷服务，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独立性可言。甚至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有时还需要作出违背圣贤书的事情。
而且你的买家只有皇帝这一家，选择只有为皇帝服务，，或者辞官回家种番薯。到了后来，更是连种番薯都不行了，不为皇帝服务要杀头。
结果，中国文人的清高就只能是假清高。隐居个半天，一旦能有个一官半职，马上屁颠屁颠地迎头而上。如果皇上能稍微纡尊降贵接见一下，问上几句，那就更是莫大的荣宠，过几天就以“帝王师”自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