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故事的背景，都发生在战乱之时，因此使人感到天真幼稚、虚幻如梦，但丰子恺为何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呢？他自己的解释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它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山海经》是荒唐的，然而颇有人爱读。陶渊明读后还咏了许多诗。这仿佛白日做梦，也可暂时脱离尘世。”
因此，被视为“不正经”的丰子恺小说，是他一个又一个的“白日梦”，借着仿佛的光明，他建构着内心世界的桃花源。这里的关键，在于“同情”，或者说“同理心”。如白杰明在《艺术的逃难》中所写：“从丰子恺难以言喻的个人风格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个体和创作者所秉持的"同情之心"……丰子恺的"同情之心"，传递出关于永恒和价值的理念，以温和的方式提醒我们警惕无理性的进步和大众文化的威胁，以及未曾注意到的物质陷阱。它还隐藏有一个追问：当文化中的道德崩塌之时，现代人还能幸存吗？”
后来，丰子恺终于也做起了“正经”小说。这部名叫《六千元》的小说如宋元话本般讲述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拜金丑剧。一位纨绔公子吸毒成瘾，挥霍无度，将洋行房子卖得六千元。不料房款被同乡盗去，被金钱幽灵俘虏的他遂想出一个捞回损失的方法，住到对方家里“吃回六千元”。最终却弄得自己潦倒不堪，吸毒丧命。丰子恺深谙世情，将故事讲得平白晓畅且扣人心弦，见出功力。只是仅此一篇，且被他视为“游戏”。
也许丰子恺还是融不进这人间世，一心想要逃离。他常说，夏目漱石是一个“最像人的人”，尤其喜欢夏目漱石《旅宿》中的一句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有时，“天真”的丰子恺自己也不免苦笑，觉得自己像是“沉郁的诗人”。他援引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的话来解释：“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写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丰子恺的创作，便是含了这样一种难以道破的意味。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