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印象里，安史之乱让唐朝一蹶不振，什么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只属于初唐的风景。其实在中晚唐时期，有一个“元和中兴”堪称治世，只不过因为没有承前启后而被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中。
那段时期虽然没有李白、杜甫，却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白居易、元稹、杜牧……这些文人的成就也从侧面证明了那是一个安居乐业的时代。作为施政主体的官僚体系，正由于种种的自我修正从而保证了元和年间的光芒四射。
新皇帝的好几把火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李纯登基成为唐宪宗后摆脱了“三把火”的束缚，对高层官员接连开火。最先“遭难”的便是宰相郑綑。当年因为派系之争，郑宰相选择支持对方反对的候选人——李纯。
李纯即位后，郑綑仗着自己有拥立之功高枕无忧，遇到国家大事基本不表态，那个时候的宰相不像清朝的大学士们只能可怜地跪在地上，唐代的高官是可以坐着与皇帝聊天的。所以皇帝与他人议事的时候，经常能够听见郑先生嘴中发出的呼噜声。
于是李纯大笔一挥，在任命状上将李藩擢升为宰相，郑大恩人还是回家养老去吧您！可这一任命却是为自己“添堵”，李藩工作富有锐气，做人同样不会圆滑。别人如果认为皇帝的诏书有不妥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白纸写上意见贴在诏书下面；可李藩直接在诏书上面改。
大家一看这可不得了，那是皇帝的诏书啊。李藩振振有词地回答：“我的工作是‘批诏’，贴白纸才不合规矩。”
对于同样拥立过自己的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人，唐宪宗也并没有给予更大的权力。比如刘光琦借着新皇登基大赦天下的时候，要求派太监携大赦令到各地宣诏，目的是想趁机勒索些钱财出来。以前皇帝登基都有这样的操作，属于不成文的规定。
但唐宪宗反对说：“虽然这是惯例，但正确的惯例要遵守，错误就不能再坚持。”太监由此少了一项不合规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