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1917年收到了北京大学的邀请，请其出任北大教职。此事在王国维的书信中有所记载：“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此信中所提到的“某乡人”，指的是王国维的旧时同窗，时任北大教员马衡的长兄马幼渔。王国维表面上称“辞谢”，实际上却以此先后与罗振玉、沈曾植二位商议。
沈曾植对此持赞同意见，他认为：“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同时认为王国维“可乘此机北行作二月勾留”。但是王国维内心深处有一个绕不开的坎，那便是在张勋复辟之时，王国维与北大立场迥异，陈独秀等人都极力反对复辟，此事可作为解读王国维内心世界的一个注解。
到了1924年，王国维已经辞去北大通讯导师，和北大处于若即若离的地步，当时..人准备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筹办国学研究所，而北大想在此基础上推荐王国维担任所长，可见北大对于王国维的尊重，王国维也曾经在致蒋汝藻的信中告知此事：“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近东人谈论亦知包揽不妥，将来总是兼容办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进行可耳。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脩，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
王国维最终还是在马衡的牵线下与北大有过短暂的结缘。在1923年之时，蔡元培还曾经多次前往王国维在上海的居所造访，双方走动频繁：“4月26日，往爱俪园。访王静安住处不得，但知其仍往园中授课，因投以一函，嘱约期晤谈，拟借《隶缜》，并托购日文《陶偶录》。”“4月29日，王静安来。”“5月1日，看静安。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王国维斯时与北大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