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三个月，光绪发布了上百道谕旨，其中包括了“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开办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开采矿产”；“办理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裁减旧军，改练洋操”；“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一系列新政策。
这些新政策看起来很美,对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未必能产生好结果。譬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举措，由于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不仅口诛笔伐，甚至有人打算对康有为行刺。
更要命的是,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康有为还要揪着清朝那条敏感的“国宝”级辫子大做文章，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等等。对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过强烈反对。
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绝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各省督抚们，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对于这些新政诏令几乎视同儿戏，他们要么推诿敷衍，要么就干脆不予理睬。
七月中旬，光绪下诏裁撤詹事府、太仆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门和地方部门，据时人描述，当时立刻导致京城失业或者连带失业者达上万人,朝野为之震惊。裁撤当日，被裁的部门“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
当康有为主张改革官制,大规模地裁撤冗署冗员时，很快便把绝大多数官员逼到了他的对立面。中国官场的传统是“只上不下”，裁撤冗署冗员，就是要敲别人饭碗！于是乎，利益受损的老旧官员们，纷纷跪求慈禧太后回宫重新主持朝廷日常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