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官员的考查有过很多轨制，然而，不管哪一种轨制都难以取得实效。三国时景初年间曾经发生一路环绕考成法而进行的计较，即可见一斑。
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曹叡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克吃。”卢毓回对道：“古代经由上奏陈事考查大臣的言谈，凭实际工作考查大臣的能力。现在考成法已经废弛，只是凭借誉毁的舆论决意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同，虚实难辨。”
魏明帝听后，命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刘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魏明帝将一部绩效审核法交给百官审议，没想到遭到了一致否决。
司隶校尉(机要监察官)崔林否决说：“《周官》中绩效测验之法，条例已十分完整了。从周康王今后，就逐渐废弛，这就解说绩效审核法可否实行完全在人。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干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险恶的人主动远离。若是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师法的楷模，那么谁敢不必恭必敬地尽职尽责，岂在绩效审核？”
黄门侍郎杜恕也果断否决说：“履历六代，考成法子没有明著于世，历经七位圣人，审核条例也没能撒布下来，我认为这是因为绩效审核的原则能够作为粗略的依据，具体的划定很难一一列举的原因。若是法制是全能的，那么唐尧、虞舜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若是容身保位没有被处流放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却处在被猜忌的形势中，合理没有树立，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如许即使是孔子来主持审核，生怕也无法施展一点点才能，况且世俗的通俗人呢？”
鉴于否决声浪太大，这一次绩效审核的商议久议不决，最终无法施行。
司马光针对这一件事，在《资治通鉴》中罕有地用很长篇幅揭橥了本身的见解，焦点意思是，再好的轨制都离不开人。人心不公不明，轨制也可被扭曲。为什么如许说呢？所谓大公至明，是出自心里；所谓绩效，只是外在示意。心里都不克理正，而要去考查别人的绩效，不亦难乎？做向导的，若是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认识谁擅长经学，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粹通晓；想要认识谁是法律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实情，不使人受冤受屈；想要认识谁是理财人才，只要看他的仓库是否盈实，公民是否富足；想要认识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仇敌畏服。文武百官，莫不如斯。固然能够听取别人的定见，但定夺在于本身；固然绩效审核要看实际示意，但审察却在本身心里。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意思很显着，官员的考成素质上在于官员的任免，其本在用人，考成只是末枝，用人适合，则考成可行；用人欠妥，则考成无力。换言之，审核官员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当然是审核其能力与业绩，胜任与否，避免用人失误，而不是看其琐碎的示意。要在审核中获得真实情形，不在文书条目，而在于官员实质性的业绩与能力，而官员的能力与业绩不是一时能够展现出来的，同样性质的工作，或者因为情况、前提分歧，评价尺度就该当有所分歧，不克僵化地拿一个轨制去套。
古代官员考成之法看上去很美，实则施展不了实效，其根源就在于司马光的论断：“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
（作者为长沙税务干部学院传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