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五四纪念日上，胡适揭橥了一个有名的演讲：《中国文艺答复活动》。他说，本身没有列入狭义的五四活动，但对《新青年》、白话文等新文化活动这一“广义的五四活动”则是深度介入者。对这场活动，他有本身的见解：“谁人时候，有很多的名辞，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惟活动’，也叫做‘新思潮活动’。不外我小我倒进展，在汗青上——把四十多年来的活动，叫它做‘中国文艺答复活动’。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讲述，提起这个四十年前所发生的活动，我老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答复活动）这个名词。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生，等于一小我患病死了再从新更生。更生活动再生活动，在西洋汗青上，叫做文艺答复活动。”
这个说法并非始于胡适，但倒是在胡适提出之后才盛行于世，贾祖麟（J.B. Grieder）对胡适的一项研究即以《胡适与中国的文艺答复：中国革射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为题。然而胡适的这一说法重心落在“答复”上，只不外将这一答复界定在“文艺”范畴，这与西方汗青上的“文艺答复”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答复，首要是基于对希腊、罗马传统的再挖掘，以杀青思惟文化的变迁；不光如斯，文艺答复固然是在神权的配景下强调人文主义，但诸如达芬奇、米爽朗琪罗等文艺答复代表都不反教权，甚至还创作了大量..题材的作品。这与五四新文化活动那种反传统的激进姿态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真正堪与欧洲意义上的“文艺答复”作类比的，却是五四之前章太炎那一代人的思潮。林少阳在《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活动》一书中指出，这是“历久被汗青论述框架所压制、所排斥”的一个汗青面向，其实应被明确定位为“新文化活动”。章太炎最活跃的时期是1896-1917年间，恰在五四新文化活动之前，而他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就是借助对传统的从新阐释、或从复出的文献中挖掘出新思惟，从而杀青社会变迁。这种“借非主撒布统来批判主撒布统”的做法，恰是西欧文艺答复的典型特征，而到了五四一代，却已被视为太甚保守而弃如敝屣，转而对传统接纳周全否认的立场。
胡适在宣讲概念时，时常接纳一些并不严厉的比附，笼统地将两个未必沟通的事物类比，以便听众接管其新理念。如新文化时期他首倡“科学方式”，这原是欧洲19世纪以来的天然科学方式，他却说清代考据学也是“科学方式”。龚鹏程是以讪笑他“找了一位中国亲戚”，而这是“想在中国讲西学的一个传统策略”，其用意“不在恢复清儒之绪，而是要让人人接上西学之统”。胡适将五四新文化活动称作“中国的文艺答复”，也可说是略过了实质内涵的分歧，而意在唤起人们对“答复”的进展。
可是新文化活动旨在“打垮传统”，而非“答复”中国文化，这一点，也早就有人意识到了。谈论家李长之1944年就在《迎中国的文艺答复》中反攻五四以降的常识分子，既未答复传统中国文化，对西方传统亦不曾有基本的、深刻的竖立。作为一个提出“文化国防”的民族主义者，他认定：“‘全盘欧化’的主张之显现，就证实是我们自信力的损失之达于巅峰。严复、林纾、王国维已是序曲，‘五四’活动则正式开场。”是以，在他看来，“中国的文艺答复”严厉意义上应该是答复“中国的文艺”，即传统的再生，而不是任何一种中国文艺达到闹热就算是“答复”，那是在将来而非五四时期，故谓之“迎”；在他看来，五四活动不是什么文艺答复活动而是发蒙活动。
切实，“发蒙活动”是五四新文化活动另一个常见的类比。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一部研究著作就径自名为《中国发蒙活动：常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文化活动与欧洲17-18世纪的发蒙活动的确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崇敬理性、批判旧传统、常识的普及、对基层公众的同情等等；可是细究起来，两者之间的分歧之处也一点都不少。余英时在《现代危机与思惟人物》中直言：“任何熟悉欧洲发蒙活动的人都知道，将爱国主义保持到发蒙主义是何其荒谬的事。除了卢梭这一或者的破例，发蒙哲士无一不是世界主义者。”而新文化活动中的人物，尽管一如舒衡哲所言，“发蒙活动倡导者们分歧于纯粹的爱国革命家，他们拒绝将中国的掉队——历久存在的‘自身培养的蒙昧’——归罪于外来侵略者”，但他们中的大部门毫无疑问是爱国主义者，将中国的掉队归结于自身传统，只不外是办事于他们更大的方针，即国民性革新。
更主要的是，欧洲的发蒙活动不光限于社会文化层面，还陪伴着天然科学层面的成长。美国粹者彼得·盖伊所著《发蒙时代》的上卷题为“现代异教精神的鼓起”，留意发蒙哲人反教权的精神；而下卷就题为“自由的科学”，凸起其对科学方式的探究与应用。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中甚至强调：“法国发蒙活动的特点，在于它对天然科学示意出一种空前未有的遍及热情。”比拟起来，五四时代固然也高举“赛师长”（科学）的旗号，但“科学”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方式、甚至一种主义被引入中国社会的，却并没有几多科学家真正在五四时期的台前唱主角。甚至一如龚鹏程指摘的，胡适在谈“科学方式”时，也是虚晃一枪，“虚化了天然科学方式的内涵，不谈实验、数学模型、概念剖析、推理逻辑、抽象脑筋等，仅将之归纳为‘尊敬证据’和‘勇敢假设，小心求证’，以利于在人文科学的应用”。
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活动最留意的范畴是在人文范畴，给后人印象最深的也是白话文、新文学，以至于“文学革命”之说腾于众口，领武士物也大多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学家，这是欧洲文艺答复、发蒙活动时期都没有的现象。一个国度、一种文明在实现社会基本转型时，其厘革往往都发生在最具代表性的范畴，如欧洲16世纪的..改造、美国1960年月的民权活动，因为..、民权恰是其全社会矛盾的核心，也天然而然是社会自我厘革的力量中心，因而一旦改变，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都变得和曩昔纷歧样了。
就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活动既不像“中国的文艺答复”，也不完全雷同发蒙活动，事实上，它的不少特点反倒源自中国自身的传统。这个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汗青分水岭的重大事件，之所以发生在文学、文化的范畴而非别处，生怕恰是因为儒家政治传统中的一个特别理念：施政的目的就是让人接管文化濡染，所谓“人文化成”，是以政治事务中不光应有文化和教育，并且它就是文教自己；反过来说，文学与文化的更改，遂标记着这个社会的基本更改。
就我有限的视野所及，似未见到有人将五四新文化活动与中晚唐的古文活动尴尬比，两者无疑也有诸多分歧之处（尤其是五四的反传统倾向），却有一个要害点沟通：其首脑人物均致力于“文”，试图进而重整崩坏的社会秩序，以安置世人的心灵。两者的鼓起都受政治危机的刺激，古文活动之初起“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回响”（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而新文化活动则是表里交困政局的产品。固然韩愈所倡导的古文活动着眼于“古”，新文化活动则强调“新”，但两者都将“文”与“道”关联在一路，“古”和“新”作为概念都同时反映文学和思惟的转变偏向，并蕴含着对现有心灵基调的批判与否认。
值得注重的是，前人所说的“文”，其寄义远比今日宽泛。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不光仅是因为对建安时期推崇文学的遗韵，更因无论儒道，传统上均视“文”为世间秩序之基本。只不外儒家是讲“人文化成”，以礼为文，而道教则以文为六合人运化之道理，甚至认为无文不生、无文不成、无文不单、无文不明。中国古代传统上所说的“文学”，可涵括政令文件如诏、册、令、教、章、表、启等等，且文章之盛、政教之隆，多于此见之，然而在五四今后的新观点中，这些已不再被视为“文学”。尽管如斯，有意无意中，五四一代却仍假定“文学”具有基本性的力量。
龚鹏程在《中国文学史》中论说了中国社会的这一特别性：因为“中国人的..意识与世界观，在基本处，便是基于对道、对文字的崇奉”，其究竟是：“文学及文人立异了整个时代新的习惯、道德和思惟体式，显露了社会的幻想和规范、供应了楷模。一切思惟体式、趣味倾向、表达情绪的方式及价格尺度，都由文学中来。这是一个文学的社会。”1915年李大钊提出“要以其美丽之文学，高贵高声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之成长”，胡适1917年揭橥《文学改良刍议》在某种水平上恰是遵循了这一传统。没有如许深挚的传统，我们实在无法想象，鲁迅、胡适等所倡导的白话文，影响所及何以能远远超出狭义的“文学”领域，波及全社会各个范畴。
胡适故居
在如许的思惟脉络中，“重振文风”远不光是指诗歌、散文审美上的刷新，而意味着从基本上拯救整个社会的秩序——只不外唐代古文活动是进展恢复古代圣贤之文，以接续名教王化之“道”；而五四新文化活动则对传统已损失决心，试图由原本传统边缘的白话文下手，再借入现代思惟，以完成自我厘革。无论若何，这都基于沟通的基本假设，即文学施展着新思惟、新价格观，也指引着其动作道理，最终重整社会秩序，从基本上解决当下的政治危机。1906年章太炎便刊文认为：“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和胡适将新文化活动比附为“文艺答复”一般，章太炎也认为本身所为近乎“文艺答复”，但他所着眼的“以文学复古为先导”这一意义，倒不如说更接近于中晚唐的古文活动。
五四文学革命主将或者本身也未意识到这一点，也不屑于将文学革命与唐代的古文活动类比，但凡谈到，更多拿来类比的是“文艺答复”、“发蒙活动”。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急于与过往切割，其时的社会思惟界的特征之一就是“新的崇敬”，被贴上“新”的标签代表的往往就是提高的、上升的、有进展的，而被贴上“旧”的标签则多被认为是掉队的、下降的、将要消亡的。因而周作人曾求全林纾等人的古文答复活动都是“非文学的古文活动”，因为其“含有政治感化，声势浩荡，又粗略是大规模的复古活动之一支，与思惟道德礼制等等的复古相关”，由此他即断定“在这活动后背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配景”。
然而一种社会思潮，要完全与过往切割，实际上是不大或者的。周作人求全林纾等人的古文答复活动“非文学”，这个“文学”的意涵显然已与过往分歧。恰是在文学革命时期，“文学”的界定参照西方的体裁分类，将小说、戏剧这类原先被士人不屑的体裁包罗进来，却将策令、奏章等士医生一贯所重的体裁剔除出去，强化了“文学”的审好心味而竭力淡化其政治意味。然而，这种新文学的观点可谓“去政治化的政治”，在一个泛政治化的传统之下，如许一种强调“去政治化”的策略，自己就是一种强烈的政治立场。
吊诡的是，尽管这刷新了传统的“文学”意义，否认了传统的价格，但新文学所起到的伟大影响自己却又恰是只有在具备如许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才有或者。在这一意义上，反传统的文学革命，实际上不光得益于传统，甚至可说是这一悠长传统的一个新的变体。跟着对“文学”的从新界定与去政治化，一个料想之外的究竟是“文学”自此逐渐损失了对社会公共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常识分子失去汗青上曾拥有的政治权力，固然原因浩瀚，但这或许也是为人轻忽的原因之一。其究竟，当我们百年后回首，会感受五四时代新文学那一代人的积极介入，看起来像是中国文人在谁人舞台上最后的谢幕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