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河遗址鸟瞰 彭小军供图
出土的钺 彭小军供图
出土器物组合（一） 彭小军供图
“五连间”墓葬 彭小军供图
出土器物组合（二） 彭小军供图
【守望家园】
城河，湖北沙洋县西部的一条小河，发端于北部山地，蜿蜒弯曲，如同长龙，向南流入后港镇边上的长湖。河流中段有一个小村庄，叫城河村，而村子地点地就是城河遗址。如今我们知道，遗址自己是5000年前的一座古城。因为年月长远，我们已无法考据这些名称的使用先后，然则，一河、一村、一遗址，都与“城”字有关，无疑是汗青留给我们的最佳提醒。
屈家岭的力量
在中国古代能够稽考的先秦文献中，长江中游一向是一个荒蛮的区域，以至于被《史记·货殖传记》形容为“无蕴蓄而多贫穷”，直到西周后期楚国崛起才有了“染指华夏”的实力和风格。但新中国近70年的考古研究证实，长江中游区域在新石器时代还有一段时期足以和其时的黄河流域、长江粗俗媲美，这就是距今5100～45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
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群星闪耀，文明之源满天星斗。屈家岭文化占有江汉丘陵地带，自身社会成长独具特色，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历程的主要构成部门。相关研究显露，跟着庙底沟类型、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的衰落，史前文明显现大局限的动荡整合。此时，屈家岭文化起头北进河洛、西入关中的扩张，势头强劲。在强势扩张的背后，是屈家岭文化对长江中游的历久经营和络续整合。他们不光主导完成长江中游文明配合体的构建，将长江中游的大多数区域纳入他们的文化邦畿，并且在大洪山南麓和洞庭湖西岸构筑了十余座古城。这些古城的面积巨细不等，从洋洋百万平方米到戋戋数万平方米都有。屈家岭文化恰是借助分歧层级的古城及其周边的从属聚落，配合维系着长江中游区域文明配合体的完整。故此，对相关古城开展考古研究，是索求屈家岭文化社会构造的要害钥匙。
因为之前的前提所限，学术界仅仅对最大规模和最小规模的城址进行了系统挖掘，大量中等规模的城址一向没有开展过持续的聚落考古工作，从而影响了屈家岭古城收集系统的整体研究。为填补这一缺憾，2012年至今，经国度文物局核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治理所构成结合考古队，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开展了系统挖掘和持续研究，进展以此认识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的功能结构和社会构造。
长达7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城河遗址的留存面积约70万平方米。作为屈家岭文化在汉水西部的一个区域性权力与崇奉中心，它以体量远大的城垣、划定有序的水系、惹人饮茶存眷的大型院落建筑、葬俗奇特的坟场等一系列相关遗存，再次实证了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区域史前社会成长的物质文化成就，为我们认识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的功能结构打开了一扇窗户。
筑城的聪明
各种考事迹象为我们描摹出如许一幅画面：5000年前的一个冬天，城河的先民们起头构筑这座古城。所在早已选定，但那边被各类杂草灌木之类的枯枝败叶笼盖着，砍伐清理太费事。于是用火，一烧了之。城墙用料显然是就近取材、随机应变的究竟。先民们把四周挖来的土进行夹杂加工，再一层层堆砌、夯实，城墙就一点点“长高”了。
水是生命之源，弗成或缺；而南方又是多雨的，易成水患。若何处理水，施展着先民的聪明。遗址上处处可见先民对水的行使和革新。在城墙内坡的地面，有规整的排水水渠，雨水顺着城墙流到水渠中，再汇聚到固定区域，有效防止了水流对城墙根本的冲刷损坏。城墙的外侧，有完整的“护城河”围绕，最宽处达61米，最深处有6米以上。与“护城河”呼应，城墙东南、西北及北部中段均设立有水门，城外的河水从西北、北部两处水门进入城内，又离别从西、东两处水道汇集于东南水门，进而借助人工水渠排至城外的天然河流。如斯，既包管了城内大量生齿的生发生活用水，又避免了旱涝之灾，施展了娴熟的水资源行使和治理模式。
在城内的最中心位置，有一座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建筑。这座建筑规模远大、位置特别、形制奇特，或是城河城的“中枢”。院落东侧是一片广场，地面是用加工过的红烧土颗粒搅拌土壤铺垫而成。院落南侧有陶窑生产区和祭奠运动区。昔时的王者，住在城内最中心的位置，经由崇奉垄断，在广场上向万千族人宣示本身的权力。或许，也是在这个广场和祭奠台上，城河的英雄们，率领着他们的族人护城挖沟，革新大地，开启了各自的不常人生。
神秘的葬俗
科学的考古挖掘向我们展示了城河先民生发生活的图景。那么，他们身后又去了哪里呢？
在事死如事生的史前社会，先民们对于墓葬的营建极为正视，经常投入很大的成本和精神。坟场的发现和揭露，可以匡助我们真切认识前人的社会构造，为商量其时社会的成长状况供应最为直接的材料。是以，城河墓葬区的寻找一向是考古队割舍不下的学术义务。
在城河首次挖掘之时，就有老乡向考古队供应线索，在北壕沟的外侧曾捡到带孔的石斧。考前人员灵敏地意识到，老乡所说的“带孔的石斧”很或者是“钺”。钺是身份品级的象征，是权力的标记，一样显现在主要的墓葬里。几乎能够断定，城河遗址的墓葬区应该在城址的北部。
2017岁尾，因为一次偶然的、巧合的，却极为要害的勘探，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摆布的王家塝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墓葬。随后，确定了整个坟场的墓葬数量不少于235座。尽管这些墓葬的主人只是城河先民的部门群体，但坟场中展示的葬仪足以施展其时的社会观点。
与新石器时代的大多数墓葬一般，坟场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尚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在偏洞中。跨越70%的墓葬可见葬具，并且留存状况相当不错，这在长江中游史前坟场中非常少见。葬具陈迹包罗构造复杂的独木棺和板棺。有的独木棺直径达1.5米，有的在棺内还设有隔板，隔板下面放置随葬器物，板上放置墓主。这是在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为认识其时葬具构造供应了极为珍贵的物质撑持。
我们还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合葬习俗。位于坟场最中心的第112号墓，面积达22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区域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墓葬。这座大墓是“同穴三室墓”，即统一个墓坑，墓底部用土梁隔成3个墓室，每个墓室内各安葬一座独木棺。中央墓室的主人是一名成年男性，他的随葬品包罗体量伟大的棺木、暗红色漆盘、大量的磨光黑陶，以及玉钺、象牙器等，这些都足以显露其尊贵的身份。尽管两侧墓室人骨无存，但无论从棺木体量和随葬品数量来看，都无法与中央墓室等同。葬礼的过程也极为谨严，不光随葬了上述大量器物，还在棺外放置了猪下颌骨，而且在填埋过程中，在中央墓室上方摆放了大量的带盖容器，以视对死者的尊敬。3座棺木内都发现了象征军权或王权的玉钺，并且刃口悉数指向西方。
在这座大墓的西侧，有一座同穴双室的合葬墓，编号第233号，“打破”了112号。打破，是考古学的科学表述，其实考前人员更倾向于这是一种“对接”现象。233号的墓主鄙人葬的时候，葬礼的操办者应该知道112号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在112号的西端开挖了同穴双室的墓坑，从而形成了一个“五连间墓室”的特别形制。有意思的是，233号的两个墓主都是女性，而且都随葬了纺轮，似乎暗示城河先民有着“男持钺、女纺线”的性别分工。
雷同于如许的大型墓葬还有5座，面积都在10平方米以上，分布于坟场的分歧位置，而且都是同穴双室合葬墓，墓室内常见体量伟大的棺木和丰厚的随葬品。经由对留存下来的人骨判定可知，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都是头朝城内，示意出了对生活场合的眷顾。在它们的周边，则分布稀有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头向不尽沟通。不外，也似乎存在部门墓葬环绕大型墓葬分布的现象。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有待于古DNA信息的最终解读。
坟场地点的王家塝是一处天然岗地，是遗址地点局限的海拔最高点。在世的人们选择这处岗地安葬他们的祖先，既不占用城内贵重的地盘资源、影响生者的平常生活，又可以让先祖们屹立在制高位置，“俯瞰”全城，佑护子孙，施展了“生死有别”的理念。更犯难得的是，这个所在恰恰是城外河水进入城内的必经区域，或多或少施展了水在人们心中的特别地位。
古城的暗码
城河城址的数次挖掘，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奠遗存等主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成长。城垣—居址—坟场三位一体的周全挖掘，填补了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系统研究的缺环，为长江中游区域文明化历程研究供应了更周全的信息。
王家塝坟场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留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坟场，填补了长江中游区域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奇特、随葬品雄厚、品级显着，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整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其社会成长水平与同时期的海岱区域和长江粗俗区域达到了同样水平。
对屈家岭社会成长水平的新熟悉，也为我们懂得和视察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身分的强势扩张供应了新的基点。城河遗址发现的黄土台、筒形器、四耳器等祭奠遗存，表明屈家岭文化古城有着配合的祭奠、崇奉系统。规划有序的大型城垣和人工水系，显露了屈家岭先民在匹敌天然、革新大地过程中的决心和能力。坟场中出土的直壁圈足杯，在庙底沟类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是屈家岭文化扩张的典型例证。大口缸在大中型墓的显现，独木棺在大墓中的风行，以及钺在大墓中的显著地位，则表明屈家岭文化社会上层普遍介入了周边区域的深入交流。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宽配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成长的根蒂上，在区域间互动中饰演了主要脚色，极大介入了史前中国的形成过程。
如今，城河遗址王家塝坟场的挖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城河遗址还有好多故事等着考前人员去发现、去聆听。考古队员如同穿越时间地道般，奔赴那场五千年前的葬礼，与城河的先祖们面临面的攀谈……
（作者：彭小军，系城河遗址结合考古队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