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言志”里的春秋时代
文 / 傅道彬
春秋时代是能够称得上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很多重大的文化事件在这个时代发生，以西周为焦点的城邦联盟起头解体，诸侯城邦纷纷自立，进入范例的城邦社会；一部伟大的艺术经典《诗经》在这一时期结集，而“诗亡然后《春秋》作”，《诗经》之后进入了以《春秋》为代表的汗青文化时期，各诸侯遍及竖立了城邦“国史”，即所谓“百国春秋”；春秋哲学也于这一时期实现了“哲学的冲破”(philosophicalbreak-though )，以史官为焦点的哲学家集体起头形成，完成了从神的哲学向人的哲学的改变；一种新的人格──正人人格在此时形成，士人们以特有的礼乐教养实现着正人人格的幻想。中国之所认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认为中国文化，恰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赋诗言志”组成了春秋社会生活的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春秋士人在交际、..、教育、政治等普遍的社会生活中遍及地赋诗称志，有一套娴熟的赋诗手腕。据清人魏源统计，《国语》引诗31条，《左传》引诗217条，各国宴享赠答70余条。闻一多师长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施展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生，它就是..，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周全的社会生活。”(《神话与诗·文学的汗青动向》)这一点组成了与战国分歧的文化风貌，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习惯》里讲“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毫不闻矣。”诗成为春秋贵族各国聘盟的一种特别说话。《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医生交代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称诗谕志，能够臧否人物，亦能够观家邦兴亡。意义如斯重大，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医生都是自幼学诗，从摄职从政的男子，到闺阁中的妇女，从华夏列国到被认为外族的荆蛮、姜戎都练就出触景赋诗脱口而出的手腕。诗组成了春秋士医生周全的社会生活。
有几回赋诗盛会很能解说问题。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一次是昭公十六年的六卿赋诗，两者各具特色。垂陇之会是郑伯享赵孟，郑国的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印段、公孙段)七人相从，赵武令七子赋诗，“武亦观七子之志。”在此次赋诗盛会上，七子离别讴歌了《草虫》《鹑之奔奔》《黍苗》《隰桑》《野有蔓草》《蟋蟀》《桑扈》等诗篇。这些诗篇离别出自于《召南》《鄘风》《小雅》《唐风》，地区是很普遍的，诸医生赋诗道志，所赋诗已不局限于一国，解说而是篇篇皆熟，没有什么障碍了。而昭公十六年的郑国六卿赋诗盛会，韩宣子要“以知郑志”。故六卿“赋不出郑志”，六卿们离别赋的是《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和《萚兮》所歌咏的诗篇均出自《郑风》，大国使者到来，小国贵族曲意奉承，以求卵翼。而他们能用郑国的诗篇把细微的情绪如斯正确地表达出来，充裕证实他们的《诗》的教养，不光在广度上极有功力，在深度上也分毫析厘。垂陇之会的赋诗如同皇都陆海，错然杂陈；而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固然也是五光十色，却也带有十足的处所风味，总之是纵横采撷，皆成文章。这是就赋诗者而言，赋诗者要“微言”，听诗者要“相感”，没有“相感”，“微言”也就无用武之地了。由此可见，听诗者对诗也是十分熟悉的。
《文心雕龙·明诗》谓：“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认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春秋士人能够在疆场上披坚执锐，驰骋沙场，也能够在宴饮间赋诗唱和，唇齿留香。春秋时期高度蓬勃的城邦文明培养了一群富有礼乐教化的士人正人，他们力争在举手投足间施展出雅致不凡的教养，辞吐间死力示意出以诗书为根蒂的文化品质，是以以诗酬酢借讽诵旧章而透露对客人的尊敬，显露本身的文采，切实是贵族阶级的雅事。“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谁娴熟这一套，就被认为是温恭知礼的正人，由此培养了一批像赵衰那样的“讽诵旧章”的人才。春秋时代是个新旧瓜代的时代，贵族阶级文质彬彬的面纱还没有完全撕破，勾心斗角的矛盾经常被掩盖在赋诗中进行，而这种外观上的温情也经常被贵族阶级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昭公元年赵孟列入郑伯为他举办的宴会，席间杯觥交织，极尽欢娱。竣事时，赵孟感慨到：“吾不复此矣”，意谓再也得不到如许的康乐了。这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一般反映出春秋时代《诗经》奇特的艺术魅力。
“歌诗必类”是春秋赋诗的思惟原则，《左传》襄公十六年记，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医生舞曰“歌诗必类。”关于“类”，孔颖达说：“歌诗各取恩好之义类。”就是说歌吟古诗要从友善的愿望出发，达到友好的目的。证之于春秋汗青，切实是一个根基准则。“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是春秋人赋诗的构造方式，这一原则也是春秋人本身无意间道出的。作诗者有作诗之意，赋诗者有赋诗之意，两者时有矛盾，赋诗者完全能够凭据需要拔取本身脸色达意的部门，能够是一首诗，能够是个中的一章，能够是一句话，也能够仅仅是个中的一个字，赋诗的体式是十分天真的。
春秋赋诗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给我们很多的启迪。首先是关于时代的，《诗经》结集大约在公元前600年摆布，但《诗经》结集之后并没有带来诗歌创作的繁荣，恰恰相反，从《诗经》结集到《楚辞》鼓起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是诗歌创作的冷寂时期。有人以“《诗》亡然后《春秋》作”来注释，认为汗青散文的繁荣替代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其实，汗青散文的繁荣与诗歌创作的繁荣完全能够并行不悖。正像有了宋词的鼓起并不克替代宋诗的繁荣，明清小说的繁荣也并不清扫诗文的创作。经由赋诗现象的考查，能够看出这一时期是属于用诗的时代的，已有之诗的运用替代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其次是关于文学的，汉代经学家们常说《诗经》编纂的目的是“王者所以观习惯，知得失，自考正也。”若是要仅仅是认识下情，那完全能够收集更为具体的情形传递，这比《诗经》更为直接有效。经由赋诗的考查能够看出，《诗经》的编纂一方面是承担着政治教科书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也是出于贵族阶级文艺赏识的目的。第三，春秋赋诗现象的发生，是在春秋蓬勃的城邦文化的泥土上发生的。对春秋时代的熟悉存在着很多曲解，我们经常跟着经学家而把这一时期看成乱世来描画，其实春秋是一个社会猛烈厘革的时期，新的哲学精神新的人格精神在这一时期成熟。以《诗》为代表的艺术精神成为春秋正人人格的根基品质，赋诗成为这一人格的示意形式，由此诗学精神形成了这一时期人们自发的追求。所以孔子传授门生使用《诗经》作为底本，他教育本身的儿子也是“不学诗，无以言。”
以诗为代表的春秋精神是令人怀想的，有一种文化是春秋文化，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景象是春秋景象。比起春秋景象，魏晋风度显得有些做作，盛唐景象则显得有些艺术化了。而春秋精神则是最丰满最淋漓酣畅的文化精神。宋代理学家，要人学“圣人景象”，其实所谓“圣人景象”就是春秋景象的代表，脱离了春秋时代，很难想象后世所访的“圣人景象”的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