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朱自清：《诗经》第四

《诗经》第四

文 / 朱自清

诗的泉源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小我愉快的时候或哀思的时候，常甘愿将本身的表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本身听。平常的言语不敷劲儿，便用讴歌；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敷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横竖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着节日，人人聚在一路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小我唱，拿着牛尾，踏着脚①，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本身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风行的歌谣中往往分歧的文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由世人润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聪明”了②。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跟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就是匡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纪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③，或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首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正本歌谣以脸色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能够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竖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成长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首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今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就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赏识的原因，更不是因为研究的原因。他们也许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吹打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教授，一面也就有了曲稿儿。歌谣就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梨园子一般，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列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列国使臣往来，宴会时都得吹打唱歌。太师们不只得汇集本国乐歌，还得汇集别国乐歌。不只汇集乐词，还得汇集曲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布衣两级。太师们是服侍贵族的，所汇集的歌儿天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布衣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工，便不克留存歌词的本来模样。除了这种汇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留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请客、衡宇落成、出兵、狩猎等等作的诗。这些能够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剌、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预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能够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留存下这些曲稿儿，带着曲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其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逐渐衰落，布衣逐渐昂首，新乐取代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曲谱就此亡佚。然则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撒布下来，就是后来的《诗经》了④。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如今所谓“抒情”并纷歧样；那“志”老是关系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交际的宴会里，列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如今的请客点戏，分歧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能够透露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激、责骂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其时的情况，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人人赋诗，他想看看人人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相逢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透露郑国迎接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如许办恰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成了，孔子却接纳了断章取义的法子，用诗来商议做学问做人的事理。“如切发嗟，如琢如磨”⑤，正本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功夫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认为绚兮。”⑦，正本说的是丽人，所谓生成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譬喻作画，说先有白根柢，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照样譬喻，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需教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⑧。他如斯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能够包罗“诗三百”的事理⑨；又说诗能够鼓舞人，结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事理都在里面⑩。孔子今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谁人“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各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首要感化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外是一种轻易而已。至于诗篇正本的意义，那时原很领略，用不着商议。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讴歌了，诗篇正本的意义，经由了多年的借用，也逐渐模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法子，凭据他传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的来注释那些诗篇。后来注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势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都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施展，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厉了。

毛氏有两小我：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讲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接纳别家的诠释；不外别家的诠释在原则上也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管了孔子“无邪”的看法，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⑾的看法，认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实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就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⑿。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却是说要看全篇大意，弗成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分歧。他们如许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天然不会与作诗人的相合；但那种志却是关系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如许的以史证诗的思惟，最先具体的示意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弁言》。《大序》似乎泛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弁言》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弁言》的专门义务；传里虽也偶然说起，却总以训诂为主，不外所拔取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必然偏向而已。可是《弁言》也照样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成长了这个层次。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的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施展了作为各篇诗的配景的汗青。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解说诗的教化感化：这种感化似乎竖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注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浸染）、讪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感化注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也许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处所的乐调，《国风》就是列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好多，或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分歧的原因。颂就是“容”。容就是“模样”；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各种模样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如今河南、湖北一带处所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个中邶、鄘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⒀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汇集的歌谣，也许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或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⒁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讪笑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本身。《诗经》里很多譬喻就在比兴的见解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处所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弯曲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对照更主要些，所以便稀奇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如今说，这两部门汇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注释

①《吕氏春秋•古乐篇》

②英美吉特生《英国民歌论说》。译文据周作人《本身的场地歌谣》章。

③“土鼓”、“蒉桴”见《礼运》和《明堂位》，“苇蘥”见《明堂位》

④今《诗经》共三百十一篇，个中六篇有目无诗，实存三百零五篇。

⑤《卫风•淇澳》的句子。

⑥《论语•学而》

⑦“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的句子：“素认为绚兮”一句今已佚。

⑧《论语•八佾》

⑨“思无邪”，《鲁颂•駉》的句子；“思”是语词，无义。

⑩《论语•阳货》。

⑾、⑿见《孟子•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