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作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聚焦于政治制度，跨越汉唐宋明清，两千多年中国的国家机器跃然呈现，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千年运转，其中制度必定合乎天时地利人和，改革的本质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而非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
即使真的有时光机器，我们穿越到古代，很多事未必能够做得比古代人好。就像钱穆先生说的，我们单凭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来判断历史的优劣，这只能叫时代意见；我们更应该关注并且尊重的是那些制度实施环境下人们切身感受而发出来的历史意见。国家机器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司
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其实跟现代公司有得一比。或者说，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就是传承至古老且弥新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司。
下面让我们按照公司的组织角度，来进入钱穆先生笔下的汉唐宋明清。汉：CEO才是真领袖？
首先来看汉代。
汉代这个公司，股东是皇室，董事长是皇帝。“汉”公司主张股东与管理层应该是分开的，也就是皇帝是国家的拥有者，但是实际政权在政府而不在皇室。政府的代表就是丞相，也就是这家公司的CEO。
一个公司不能只有一个CEO，那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在“汉”这家公司里，整个管理层我们可以简称为三公九卿。三公指的是丞相（CEO：总负责）、太尉（总裁：军事）、御史大夫（总裁：监察）。在CEO和两个总裁之下，公司分别设立了九个职能部门，称之为九卿，这九个部门由CEO负责管理。
“汉”公司是个大公司，旗下有100多个地方公司（郡），每个地方公司管辖10~20个分公司（县），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制的先进之处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司，每个地方公司都是世袭的，并不真正归总公司管理，而汉公司通过制度上的设计以及公司内部的清洗（汉初七王之乱），结束了这样的格局，也结束了中国的分封制度。
再来说说“汉”公司的招聘制度，公司旗下有一所国立大学，称为太学。里面的学生基本都是公司管理层（三公九卿）和地方公司领导人（太守）的子侄后辈，这些人毕业以后就可以进入公司上班了。
从古至今人才都挺贵的，光内部选拔不顶用呀。于是“汉”公司开始社会招聘，由地方公司每年推荐一两个后生到总公司做管培生，然后再分发到各个公司的管理岗位，古代称之为举孝廉。
“汉”公司的盈利模式是把旗下的土地分发给农民，然后收租。公司的田租并不高，只需要缴纳1/30的收入即可。但是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一些投机分子就开始兼并土地，然后再把土地租给没有土地的佃农耕种，这些黑心的投机分子向这些佃农收取1/2的田租，然后给公司的田租只有1/30，狠狠地赚了一笔。所以，后来地主挨打是有历史原因的。
其他如盐铁方面的收入，以往是公司让社会人士自己经营，然后收税。后来，公司出了一个很牛逼的董事长，叫汉武帝，这个人到处跟别的公司打仗，公司田租方面收入的钱都烧没了，他就咬咬牙把本来是给他私人用的盐铁收入拿出来救急，并号召社会上搞盐铁经营的人士也捐一些钱出来，结果没什么人相应。
董事长汉武帝很生气啊，本来盐啊、铁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资产，你们通过我们公司的资产赚到这么多钱，现在公司有难，让你们捐点钱都不捐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些资产都收回，由我们公司自己经营，让你们一分钱都赚不到。于是盐和铁就成了国营与官营的买卖，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这两个是暴利垄断行业啊，于是盐铁国营的传统就一直保留下来了。
在公司的权利归属上，后来董事长汉武帝开始干涉CEO（丞相）的工作，在他当董事长期间，公司的职能部门（九卿）绕过CEO，直接向董事长汇报。在汉武帝退休前（驾崩），他指派了另外一个叫霍光的人来协助新的董事长（汉昭帝）管理公司，这样又把CEO（丞相）给晾到一边了。
也正是这样，导致了公司内部的角力，最终公司惊变，成为了“东汉”公司。新董事长光武帝经历过被赶出公司的经历，对权利的归属比较敏感，于是他改掉了原来一个CEO配两个总裁的管理层（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格局，变成三个总裁（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的格局，每个总裁管理三个职能部门（九卿），三个总裁分别向他汇报。这样的改制，明确了以董事长为中心的权利格局。
原本由CEO（丞相）负责的公司，CEO做错是需要被问责的，但是很明显，董事长（皇帝）做错是不需要被问责的。
唐：3个总裁的CEO之路
花无百日红，没有哪一项制度能够千秋万代都有效，时间往前推移，“东汉”公司末期分裂成三个公司，经历了连年的恶性竞争，终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响当当的公司——“唐”公司。
唐公司的集团公司管理层设置3个总裁，称之为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CEO的权利由3个总裁共同行使，这与“东汉”公司CEO权利由董事长来行使是不一样的。
那么具体唐公司这三个总裁是如何配合的呢？其中中书省负责草拟具体的指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这两个总裁都觉得没问题的话，再交由尚书省执行。当然也有存在董事长（皇帝）直接下指令给尚书省，但毕竟是少数。
尚书省负责执行，内部又分成六个职能部门（吏、户、礼、兵、刑、工），整个管理制度称为三省六部制。同时在三省六部以外，还单独设置一个总裁叫御史台，负责监察总部公司和分公司。
再来说说分公司跟总公司的关系，唐公司的地方公司同样是两级，与郡县制类似。唐公司总部对分公司管理比较严，分公司领导都由总公司进行委任，同时还会派监察使对区域公司进行监察。
监察使有时会临时拥有很大的权利。原本这些人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地方公司，可谁想要这些人尾大不掉，反而成为了各个区域公司真正的总经理，甚至不服从总公司的管理。“唐”公司内部著名的“安史之乱”就是这么来的，这也是最终造成唐公司崩溃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是经营层面，“唐”公司的主要收入有三种，分别是是田租、劳役和土特产，称之为租庸调。这几项收入需要有非常翔实的数据来支撑，一开始唐公司做得不错，后来由于人口流动、生老病死和一些投机分子从中阻碍，数据统计系统面临崩溃。
于是，“唐”公司想了一个招，公司不再统计变动的人口，而是统计不变的土地。公司把三种税收合为一体，土地是谁在用，就由谁来承担税收，每天夏秋各收一次，称之为两税制。
但是这项制度公司也有考虑不周之处，公司为了使得财务能够平衡，拟定了某一年的支出作为税收的额度，然后各个地方公司平均分配。结果由于各个地方公司的盈利情况不一样，有的公司很容易达到年度目标，有一些公司就很难达到。所以人民很聪明啊，都往那些容易达到目标的公司跑，这就造成了容易达到目标的越容易，难以达到目标的越难。
宋：先天不足，能文不能武
时光继续往前穿梭，强大如唐公司也不免成为过去式。这片土地，最擅长的就是源远流长，五代十国之后，又一个有代表性的公司——宋，崛起于兵马黄袍之中。
“宋”公司承袭唐公司的三省六部制，在唐公司原有的三个总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基础上增设了另外一个专门管理打仗的总裁（枢密院）。
以往公司都是由中书省发号施令，但是在宋公司，中书省既管不到军事，也管不到财务，甚至用人也管不到。军事都归枢密院管，财务由另外三个独立的小部门（三司：户部司、盐铁司、支度司）管理，用人原本是尚书省旗下的吏部管理，现在公司又新设立了一个“审官院”的部门，专门来管理。这就变成了宋代的最高管理层，既管不了打仗，也管不了财务和用人，权利大大被削弱了。
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是五代十国公司的变更太厉害了，流水的董事长，不变的总裁，最终稳定下来的宋公司，为了彰显董事长的权威和地位，采取了削弱管理层的方针。
再来说说地方公司。吸取了“唐”公司地方公司做大导致公司分裂的经验，“宋”公司特别注重对地方公司的压制，主要体现在监察人员由一个变成四个，同时地方公司的收入也需要全额缴纳给总公司，这无形中也造成了地方公司的弱势，在竞争中很难打赢其他公司。
“宋”公司的收入制度也是沿用唐公司的“两税制”，把“租庸调”（田租、差役、特产）合在一起，统一收田租。不过宋公司也有要用到差役和特产的时候，于是选择性遗忘，在执行“两税制”的同时，有需要的时候又向人民收取差役和特产。
在对外竞争方面，“宋”公司有点惨。从公司成立之初，周边就有强大的“辽”公司虎视眈眈。为了应付强敌，“宋”公司只能从原本已经不太像样的军队里，再选出一些比较像样的，组成禁军。禁军用来跟打仗，剩下的只能杂役。由于面临强敌，“宋”公司想裁军而又不敢裁军，明知道不能打仗又不得不养着。
整体而言，宋公司内部却没出现太大问题，收入也有所提升，然而强敌环伺，再璀璨的文治也终将覆灭于武功之下。
明：董事长的野望
时光继续往前，随着公司的倾覆和兴起，这片土地上迎来了一家叫“明”的公司。
“明”公司的创建者兼董事长朱元璋，是个精力特别旺盛的人。在他看来，公司不就那点事吗，哪里需要什么CEO和总裁啊。于是他在三省六部的基础上，废除了CEO中书省，总裁门下省和尚书省的总裁。整个尚书省只剩下底下的六个职能部门（六部）。这样一来，公司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到董事长手中。
明公司是一个巨型的公司，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即使这个人是朱元璋也不够折腾。于是董事长就成立了一个秘书处，称之为内阁。秘书处的秘书一般由董事长的老师或者各个职能部门的领导来担任（六部尚书）。
人都是有惰性的，当董事长位置传到朱元璋子孙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新的董事长很懒惰，什么事情就甩给内阁，于是秘书处（内阁）的秘书长（首辅）就成了国家实际上发号施令的人，例如张居正。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一个公司的秘书处怎么就成了公司实际的掌权人呢，很多人是不服气的。这也是明朝很多首辅不得善终的原因之一。
同时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空子，秘书处写好的指令是需要董事长签字的，“明”公司的奇葩董事长多，有的董事长连签字都嫌麻烦，公司更懒得去，直接叫秘书处把要签字的内容送到家里，让家里的佣人（太监）帮忙签字，这个签字的佣人叫做秉笔太监。
有一些秉笔太监运用这个签字的权利，居然也能成为公司的实际掌握者，比如魏忠贤。纵观中国历史，恐怕也只有“明”公司有这种奇观了。
明公司的晋升机制跟其他公司有区别，一般公司只要你进入了公司组织里，理论上都可以从基础做到最高。但是在“明”公司有规定，基层办事员（吏）不能晋升到管理岗位（官）。这就导致了基层办事员得过且过，不再积极主动。最终明公司的倒闭，正是由于最基层的管理不到位，导致了民生民变问题，最终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一脚踢开了总部公司的大门，加速了明公司的倒闭。真是成也农民起义，败也农民起义。
再来说说公司的招聘制度。如果你想进“明”公司的高层，首先要通过考试（进士及第），然后再到公司旗下的大学（翰林院）读书，毕业后就很容易进入公司的高层，除了这个这个方式，基本没有其他方式。这有点像今天通过高考，然后再去上大学的意思。
提到 “明”公司的招聘制度，不得不提招聘考试的内容（八股文），有人说这是公司存心要愚弄人民才想出这种东西的。实际上一开始只是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没有一个明确的，同时又可以筛选掉大部分人的标准，是很难服众的，这才有了八股文。所以八股文的目的还是为了录取真正的人才，不过人才最终也还是因为八股文消磨掉了。
清：私心之下无制度
历史没有常青树，只有周而复始。明公司历经200多年之后，终于还是被北面一个叫满族的小公司所吞并，称为了一个全新的公司——清。
“清”公司是属于外部小公司吞并大公司的情况，所以公司在制度的设计上，除了基本保持明公司的制度以外，更大的心思在于如何保障满族这个原公司的特权。
出于公心所制定的规则才叫制度，出于私心所制定的规则只能叫法术。
“清”公司的管理层沿用明公司的秘书处制度（内阁）。董事长雍正掌权期间，在原来的秘书处上面又增加了一个秘书处（军机处）。这样董事长雍正就可以绕过内阁发出各种秘密指令，比如说他发给A部门某个人一个指令，除了这个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指令的内容。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这么看来，“清”公司比“明”公司更加独裁。
“清”公司的各个职能部门（六部），权利比“明”公司要小得多，每个部门的领导不能直接对本部门的下属直接下命令，有事要办得先经过董事长的同意。同时为了保障原来“满族”公司员工的权利，在“清”公司的职能部门里（六部），只要有一个汉族总监，一定要有一个满族总监，有两个汉族经理，一定要再配两个满族经理，人多手杂，互相打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清”公司的末期，外部公司的竞争越来越强大，然而内部还是一团糟。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比较有见识的人提出自己的主张。主要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一个是..的革命。
康有为认为“清”公司的问题在董事长，只要董事长愿意完全放权，公司就可以运转起来，变成像西方公司那种样子。可是其实“清”公司真正的问题在于董事长背后有一大群目前身处“清”公司高位的原“满洲”公司的人，这些人享受着特权，又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特权被夺走呢，所以“清”公司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既要通过革命把整个利益集团拉下马，又要通过变法，改变已经不太适应时代的制度。而历史的发展轨迹也是按照这个轨迹进行的，只不过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未免太沉重了一些。
历史可叫人不武断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除了一遍又一遍的君权罔替，更多的是赞叹于前人的践行，中国古代的政治一开始面临的就是一个巨型国家的管理，几千年的流传，有变化的制度也有不变的政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的国家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分封，我们没有贵族，我们只有读书人，苦孩子二十年再回首已出将入相，这在历史上都是常事，就平等和自由而言，其实很早已经就在我们的历史里了。
历史离不开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但也可以穿越时光，成为我们的眼光。套用书中所说的一句话“历史可叫人不武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