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那么，乾隆编修如此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的起因是什么?
乾隆帝
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但是乾隆帝认为范围太小，应当把全国的蔵书都拽集汇总起来，编制一套《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下谕开馆修《四库全书》，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全部完成。
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昀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据《四库全书》卷首开列编纂的人，前后共有360多人。四库馆设总裁、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下设相关官员，都是选派当时有学问、有专长的文人担任。如总纂官是纪昀（晓岚），这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尤其在民间，口碑甚佳。清代著名学者朱筠、于敏中、刘墉、戴震、余集、姚鼐、程晋芳、王念孙等都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的内容内容丰富，包罗宏大，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也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和发展的泥土和养分，不愧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全书共4部44类66属。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事实上，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记载，当时有个浙江举人徐述夔。被老鼠咬坏了衣服，气愤不过，写下了“毁我衣冠真恨事，捣除巢穴在明朝”的诗句。不巧的是他诗集中又有“明朝期振翮(翅膀之意)，一举去(到)清都”的句子，乾隆帝就说“明朝”(明天)暗指明王朝，“大逆不道”，结果连徐述夔的孙子都被处死。
还有著名的《字贯》案也发生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个老学究深居书斋多年，不懂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软肋所在。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问题，便犯上了知识分子的较真病，私下删改不说，还另编《字贯》一书。《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敢于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江西巡抚海成侦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朝廷，又将老学究革去举人，投入大狱，隔三差五地提出来审讯，同时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审理案宗时，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深堪发指"，立即传旨将罪犯移押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同时巡抚海成也受牵连。他虽首举有功，但却因未及时发现这一重大问题，而被乾隆咬牙切齿地斥为"天良昧尽"，革职下狱。
隆帝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夸大清文治盛世，用以巩固清王朝的历史正统地位。除此之外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还在于想借此机会对历代作者写的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思想，也就是采用编写丛书的办法掩盖和达到他禁毁图书的目的。《四库全书》所收书，是经过选择的，它排斥了许多与统治者思想不合的著作。一切具有民族思想的书、民间流行的文艺作品等都被排斥在外。另外，它还篡改了许多著作的原本。宋明时代与外族斗争的著作，或者完全加以排斥，或者将书中内容、字句加以删改，致使许多书籍失去了原貌。连一些涉及契丹、女真、蒙古的文字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乾隆禁书、毁书现象十分严重。仅以浙江一省为例，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8年间，就毁书24次，总计毁书530多种，13800多部。据统计，在乾隆编《四库全书》时销毁的书籍数量约为13600卷。焚书总数共计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乾隆年间，仅官方刊刻的《全毁抽毁书目》、《禁毁总目》、《违碍总目》等就有多种。这些书流传至今已不多见了。至光绪年间，姚觐元辑为《禁毁书目四种》，这些书目客观反映了乾隆钳制思想、高压统治的实况，既是资料，又是罪证。乾隆时的毁书情况十分骇人听闻。所以说，《四库全书》的搜求、编纂，也是乾隆皇帝进行书籍检查的一个借口，因此毁掉了不少古籍，前人评之为“功魁祸首”。其实《四库全书》本质上是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化独裁，愚民政策的延续。
即便如此，《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它保存了相当多的我国古代典籍，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人修造的文化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