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察举制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开始完善的，从此逐渐成为两汉时期主要的选官方式。其中，举孝廉和秀才是察举制度的主要内容。至东汉，光武帝"授试以职"，确立了"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的荐举标准；顺帝时期的阳嘉新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在举孝廉中引入了考试制度，并规定了孝廉的年龄，孝秀（举孝廉和秀才）制度进一步成熟，"以能取人"的倾向明显。但在东汉末年，"举孝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倾向名望和家世取人，直到腐化出九品中正制。
一、察举制的形成
今天看来，察举制度是在西汉的文帝到武帝时期出现并发展的。汉文帝二年（前179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制度初具雏形。但察举作为一项选官方式在西汉可以上溯至汉初高祖、惠帝时期，刘邦曾诏举三老，又命令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可视为开汉代察举之先河。而在吕后和汉惠帝时代，就多次下令"孝弟力田"，惠帝四年（前191年）正月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被举者可免除徭役。这些都可被视为察举制的前身。
汉武帝剧照
到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度初步形成，其标志就是这项制度对所要选拔的人才有了明确的标准。《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察举制在内容上分为特举和岁举，孝廉、察廉等为岁科，如果说"孝"代表了汉朝所标榜的儒家道德观，那么"廉"则代表了酷吏、文吏这一群体。"孝廉"这一察举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科所面向的是儒生、文吏两大群体，这也符合汉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两汉在察举制度尤其是孝秀制度上的改革与两汉的政治变动及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矛盾息息相关。
汉宣帝主张霸道与王道并用
另秀才一科在西汉朝属于特举，但在东汉则属于岁举。特举主要有贤良、明经两种，还有明法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本文主要着眼于察举制度中岁举的"孝廉"一科，因为其最为重要，后来更是成为汉朝主要的入仕途径。
西汉版图二、 察举制在东汉的发展
东汉与西汉之间隔了一个新朝，国号虽同为"汉"，但统治集团发生了变更，政治制度上也大有不同，察举制度也有了新的变化。
在光武帝时期，确立了荐举的标准。《续汉·百官志一》注引《汉官仪》：四科取士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史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纵观"四科取士"，前两条关注的是人才的儒家修养和德行，迎合了儒生这一群体，后两条更加注重的实际处理政务的能力，迎合了文吏的需求。
光武帝剧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光武帝"务授试以职"的要求。"授试以职"要求被举的孝廉、秀才要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实际职务，合格者再举至中央，也往往演变成郡国太守、国相直接从州郡县掾史中察举孝廉。这就不可避免的使辟除制和察举制发生联系，辟除制和察举制是汉朝的主要选官制度。
辟除制顾名思义是一项官员辟除掾史的制度，更多的看重能力，随着光武帝"务授试以职"和章帝"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的政策，察举制显示出了和辟除制相似的"以能取士"的倾向。
东汉初年"以能取士"的察举倾向适应了东汉初年百废待兴、重塑国家的政治局面，东汉政府需要选拔能吏来治理国家。在东汉顺帝时期，由左雄建议实施的阳嘉新制，对"孝廉"一科的选举进一步规范，也是对光武帝、章帝以来察举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调整。一下是阳嘉新制主要内容：《后汉书·左雄传》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
东汉版图
阳嘉新制中规定了孝廉的年龄要满四十才可察举，最重要的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在"举孝廉"中加入了考试内容，并对儒生、文吏分开考试，儒生要考儒学，文吏要考行政文书。考试这一内容的加入，其效果类似后来的科举制，加强了中央的选官权力，在此之前"孝廉"完全由地方决定推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这一制度创新到汉末似乎已经销声匿迹，说明不适应时代的创举再伟大也不得不被淘汰。三、 汉末"举孝廉"的变化
在一个朝代走向灭亡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也就是维系国家运转的政治组织的腐朽是一个共同的特征，东汉王朝也不能例外。"举孝廉"作为在东汉选官体系中占相当重要地位的一环，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
东汉名臣朱儁和桥玄都曾被举孝廉，他们被举孝廉的过程也有类似之处。朱儁的出身"少孤，母尝贩缯为缯为业"，但他是从县门小吏入仕"儁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桥玄则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基，广陵太守。父肃，东莱太守"，但也同样当过县衙官吏，"玄少为县功曹"。他们后来被举孝廉也都符合东汉"授试以职"的选才政策。并且朱儁和桥玄在任上都风评不错，颇有成绩。朱儁"儁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体现了他凭借自己高尚的道德"孝养"得到了乡论的支持，而"本县长山阳度尚见而奇之，荐于太守韦毅，稍历郡职。后太守尹端以儁为主簿"说明他的才能也受到了当地长官的赏识，朱儁德才兼备，那么他被举孝廉也是顺理成章的了。桥玄的功绩更为杰出，甚至名传天下。《后汉书·桥玄传》：玄少为县功曹。时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玄谒景，因伏地言陈相羊昌罪恶，乞为部陈从事，穷案其奸。景壮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宾客，具考臧罪。昌素为大将军梁冀所厚，冀为驰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还檄不发，案之益急。昌坐槛车征，玄由是著名。
桥玄不畏强权，以一介功曹之身，搬倒了一国之相，这让他名望大涨，被举为孝廉自然不在话下了，当然桥玄父祖皆任过太守的家世背景不可忽视，但这也无损他刚正不阿、行事果断的光辉形象。朱儁和桥玄二人都是从县吏任上被举为孝廉，虽然家世不同但都是凭借他们的"德"和"能"被荐举，这正是"举孝廉"这一选官程序顺利运行的范本。值得注意的是阳嘉新制在此时似乎已经没有严格贯彻了，年龄暂且不说（也没有他们举孝廉时年龄的详细记载），他们都没有经过考试便成为了"孝廉"。考试这一阳嘉新制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似乎已经废弃。
桥玄、朱儁举孝廉的时代汉朝还未完全衰败，而在灵帝统治中后期被举孝廉的一批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汉朝选官制度的不寻常变化。
桥玄
汉末的孝秀制度中存在着"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两种情况。如袁术，袁氏四世三公，但其本人名声一般，"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举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袁术属于典型的"以族取人"。而出身宦官家族的曹操能"年二十，举孝廉爲郎"，肯定不符合"以族取人"，年仅二十的曹操也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能力，毫无疑问当时名士的背书对他被举孝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顒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袁绍与曹操
曹操属于典型的"以名取人"。但此处的"名"指的不是曹操的名望，曹操当时只有二十岁，也没有做出什么名传天下的事，是名士的舆论力量帮助了他。与上述两者有所差异，荀彧既属于"以族取人"，"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当汉顺、桓之间，知名当世。有子八人，号曰八龙"，也属于"以名取人"，"彧年少时，南阳何顒异之，曰：王佐才也。"除此之外，如"江夏八俊"中的张俭、范康、陈翔、范滂等人都借助"名"被举孝廉或茂才。他们在被举孝廉前年龄都明确地不满四十，难道都是符合于阳嘉新制中"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的条款吗，那么他们在被举孝廉前都没有"授试以职"又作何解释呢。很明显的情况是，在汉末举孝廉的程序中，东汉光武帝以来逐步完善的察举制度的规则已经名存实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的规则，即名士舆论的认可。
曹丕时期正式建立九品中正制
汉末举孝廉中占主导地位的"名士舆论"因素，毫无疑问对正常的察举制度形成了干扰，使汉朝的选官制度受到了破坏，察举制度已经徒具形式，这与汉末政治上的混乱、衰败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名士舆论对选举的把控显然是非法的、无序的，却是符合时代趋势的。正如察举制度是对先秦"荐举"选官的制度化、规范化，魏晋时代开创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对汉末"名士选举"的制度化、规范化。汉末举孝廉出现的种种现象亦可视为九品中正制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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