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喜读书、善作文，始终把文章作为“终生不辍”的事业。
读诗，学诗，曾国藩强调传统的朗诵与吟咏的方法。诗以声调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
姚鼐曾说过古文之法分为阳刚、阴柔两种，曾国藩深为赞同。他又进一步衍化为“八字诀”。
开一代文昌，兴百年艺文大清笔墨曾国藩：开一代文昌，兴百年艺文（进入正文）
曾国藩早年在京师以精研理学闻名，自认为兴趣最大、用功最多、探索最苦的还是“词章之学”，并且不止一次说过：“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
曾国藩的古诗文在当时即享有盛名，后世也给予很高评价。
曾国藩一生喜读书、善作文，始终把文章作为“终生不辍”的事业。
有研究者把他列为“明清八大家”，认为他是与明代的刘基、归有光、王世贞和清代的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并列的古文巨擘。一生活在了“终生不辍”的文章事业里
1835年他进京会试落第，寓居京师长沙郡馆等待“恩科”再考的这段时期，他“穷研经史，尤好昌黎韩氏古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 曾国藩更加注重读书治文之道，“困知勉行，期有寸得”，“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在京城为官的这段时间里，。唐鉴曾告诫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②曾国藩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诉刘蓉：“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诵之不厌也。”
诗书文章曾国藩
自1852年出京直到晚年，曾国藩戎马倥偬，政务繁剧，但对古诗文的学习、研究和创作一直没有停止，即使在他困守祁门，状况万分危险的情形下，他留给曾纪泽的遗嘱中说：“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
1867年，刘蓉罢官还山，潜心学术。曾国藩去信表示羡慕之情：“仆昔亦有意于作者之林，悠悠岁月，从不操笔为文，去年偶作罗忠节、李忠武兄弟诸碑，则心如废井，冗蔓无似，乃智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所见矣。少壮真当努力，光阴迈往，悔其可追?”
《清史稿》说他：“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
晚清名士李慈铭读过《曾文正公全集》后大为赞赏：认为其文章有情感真挚，有的叙事质实，有的笔力苍劲，有的文字传神，可谓“近代之杰作”。
梁启超指出，曾国藩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就文章而言“亦可以列入文苑传”。
民国文人徐一士兄弟认为：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诗名不负文名的气迈大有唐宋余响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的诗作“兼取唐宋诗风，留有同光余响”，在清一代占有重要一席。
曾国藩早年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满怀信心：“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
直到晚年仍颇为自信，同时对自己无暇潜心研究和创作而深感遗憾：“人生读书做事，皆仗胸襟。今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惟此一事，心中未免不足。”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以1852年出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诗作大多言志抒情，意气恢弘，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且数量较多，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创作于前期。其后期诗作多了“冲淡之气”、“和谐之味”，意蕴和功底胜过前期，气势和情怀则不如前期。就体裁而言，以五言古诗最多，达90多首；七律次之，约80首；七绝30余首，五绝仅1首。
就内容而言，包括抒怀言志、思亲送友、题记画图、批判现实等，其中以“缘情”最为突出。
他认为：“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倾吐之时”，否则就容易陷入“雕饰字句”、“巧言取悦”、“作伪日拙”、“巧伪媚人”等弊病。
诗书文章曾国藩
通览曾国藩的诗作，“情”字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包括忧国忧民之情、思念家乡之情、兄弟手足之情、朋友交谊之情等等，不一而足。
在宗承关系上，曾国藩学习各家之长，兼取唐宋诗风，受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以及陶渊明、李商隐、陆游、元好问等人影响最大。
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称赞他：“诗笔韩黄万丈光，湘乡相国故堂堂。”
钱仲联在《梦苕庵诗话》中说：“自姚姬传喜为山谷诗，而曾国藩祖其说，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文正诗早年五古学《选》体；七古学韩，旁及苏、黄；近体学杜，参以义山、遗山。自谓短于七律。同治以后，自课五古，专读陶潜、谢朓二家；七古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七律专读黄；七绝专读陆游。然于山谷尤有深契，诗字多宗之。石遗老人论诗绝句所谓‘湘乡文字总涪翁’也。”
曾国藩认为“机到神到”方为“极诗之能事”，二者相继相承，都是说的诗文的最吃紧处；只有如此，诗文方可“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
读诗，学诗，曾国藩强调传统的朗诵与吟咏的方法。诗以声调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
诗与散文的汉界楚河，就在“声调”二字上，何况好的散文还讲究琅琅上口的声调呢?不讲究声调的诗，没有多大的生命力，这已是为诗史所证明了的。所以，学诗要“高声朗诵”，“密咏恬吟”，作诗要“新诗改罢自长吟”，“煅诗末就且长吟”。
理情交融、情文互生，曾国藩很重视诗情。他说：“诗文以积久勃发为佳，无取乎强索。”书家曾公的一生里其笔墨总是流露真情彰显大家品性
曾国藩对于“着力”与“不着力”有着深刻的见解与认识。他对此有这样的书论之言：
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渊明之诗；着力则右军所称如锥画沙也，不着力则右军所称如印印泥也。二者缺一不可，犹文字所为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
曾国藩不太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较喜强劲阳刚的字，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东坡驳之，非也。” 硬而瘦，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
曾国藩一生最厌恶那种“存求知见好之心” 的“乡愿字”。对此，他带着自己的颇有些偏执的见解发问：“如果一味介意于浮名和一时的声誉，难道对吗?”
因此，曾国藩认为作字“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对于他说：“‘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盘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
曾国藩在书法的见解上很有一种融会贯通的精神，他常常从李白、杜甫的诗篇中，感悟到书法之道惊心动魄的地方，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渐渐进入正道。如果一向追求灵妙，最终免不了描头画角之小伎。这就是他希望的“体如鹰，势如龙”。“体”指的是“一字之结构”，“势”指的是“数字数行的机势”。有如鹰如龙的体势，字当然刚健雄奇了。故他明确指出：“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走笔能否得势，全在作书者胸中有无“奇气”。
曾国藩还以《周易》的原理，在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乾坤二卦的基础上，来论述字的“体”、“势”说，他指出：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却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既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者，即礼之意也。
曾国藩曾于何绍基曾论字，何称赞他的书法论是“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而在谈及上述这段议论时，何绍基又“深以为然”。他认为曾国藩一生所得成果，都在这方面。
曾国藩有所谓“笔阵”的说法，认为自古以来的诗家、文学家和书法家，都有笔阵之说。作字的道理和奥妙，都以笔阵为主，如果直能有气、势，横能见力，则很好。曾国藩的“笔阵”是体、势、气三者的融和和巧妙的运用。
曾国藩关于“得势”、“气盛”、“神行”的见解，是他论书法的核心，也是他论书法的最精彩处。
诗书文章曾国藩
曾国藩同时主张雄奇之气须藏而不露，“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乃有深味”；达之于笔墨的字，必须抑势掩蔽，锋芒不可太露。这也是他深得底里的见解。
曾国藩并不一味主张雄奇，他还看到雄奇之外的另一种风格。他看刘文清公《清香堂帖》后，认为他略微得到自然之趣。才悟出文人技艺的最佳境界有两点，一是雄奇，一是淡远。作文是这样，作诗也是这样，写字也是这样。
至于运笔，曾国藩论说过中锋与偏锋的两种不同取势：“写字之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则笔毫之腹着纸，不倒在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则为偏锋。是用偏锋者，亦有中锋时也。”
曾国藩说：“古代的书法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番情韵，如美人的眉目可以画出，而她的精神意态不能画出。意韵超乎常人的，古人称之为以韵取胜。”例如换笔，在此笔换至彼笔之间，不仅要渺无痕迹，而且要贯入势、贯入神。
曾国藩怀抱经世之志，写作振衰之文，正是对“文以载道”思想的躬行实践。
曾国藩对古文的研究，涉及欣赏、批评、创作等领域，钻研不辍，颇有心得。
185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念余于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力于此，匪特世务相扰，时有未闲，亦实志有未专也。此后精力虽衰，官事虽烦，仍当笃志斯文，以卒吾业。”
1862年，他在公务之余仍不忘专心“文事”，夜间仍苦苦思索：“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③在古文鉴赏和创作方面，曾国藩的主要心得包括“四象”、“八诀”等。
曾国藩借鉴《周易》的阴阳刚柔理论，提出“古文四象”之说，认为好文章贵有四象即气势、识度、情韵、趣味，“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则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
他把自己的这一理论反复向弟弟和儿子传授，指出文章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趣则有味，有情则有韵，“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 他注重道法自然，强调奇横之趣，认为诗文趣味有两种：“一日诙诡之趣，一日闲适之趣。
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
“古文之道，亦须有奇横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进，乃为成体之文
姚鼐曾说过古文之法分为阳刚、阴柔两种，曾国藩深为赞同。他又进一步衍化为“八字诀”：“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①后来又略作改动，定为“雄直怪丽、茹远洁适”八个字，并对每个字进行了精练的阐述：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径，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众义辐辏，吞多吐少，函独咀含，不求共睡。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曾国藩认为阳刚之美、雄直之气最为可贵：“四象表中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而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
据此，他提出了“为文全在气盛”的观点，强调“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为文章之行文气脉，曾国藩说过这样的话：“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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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笔墨曾国藩：开一代文昌，兴百年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