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江三角洲，南雄珠玑巷几乎尽人皆知，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那里迁来的。而且在家谱的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流传着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
在南宋末年( 有的记为宋度宗咸淳九年)，宫中有一位姓苏( 一作姓胡) 的美貌妃子。 一天晚上，皇帝到她住的宫中来，她在演奏雅乐时失误，皇上大怒，将她打入冷宫。苏妃伺机逃出，扮成游客，住在京城。
有一位名黄贮万的富人，是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用船运粮食进京，停泊在杭州城外，正准备宰牲祭神，有一位歌女路过。黄贮万见她长得漂亮，有意挑逗，那女人就走上船来，与黄谈得十分投机，表示愿以终身相托，黄就将她带回故乡。
后来皇帝想起苏妃，下令召见，才得知她逃亡已久，龙颜震怒，命兵部尚书张钦(或作张英宾)发文至各省查缉。因终年杳无音讯，张只得上奏皇上，停止追查。黄贮万不知他带回来的女子就是苏妃，有一天仆人刘壮与他发生纠纷出走，将此事传到京城。
兵部的官员恐怕皇上再次追究，就谎称民间有人作乱，会同各部门文武官员秘密商议，决定将牛田坊一带彻底平毁，以消除苏妃的踪迹。因而以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人谋反作乱，祸害良民为由，假传圣旨，在牛田坊选地建筑寨所，用于驻扎军队镇压，以保国泰民安。
不久兵部的公文下达，地方官命令当地百姓全部迁走。于是牛田坊的五十八村居民在珠玑巷九十七人的带领下，向官府申请了合法迁移的公文，相继南迁。这九十七人属三十三姓，他们是：
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
另外的说法是：由于奸相贾似道进谗言，胡妃( 或苏妃)被逐出宫为尼，藏匿民间。后度宗追查，引起珠玑巷百姓的逃迁。或说胡妃出宫后精神失常，在南雄落水身亡，皇帝以为被民间藏匿，下令搜寻。
为了证明自己祖先南迁的合法性，不少家谱中还收录了有关的“公文”，有代表性的一种如下：
岭南道南雄府为逃难给引早救生灵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十四团珠玑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所。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等情到府。
据此，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案非罪孽民氏。为此，合就行给文引，批限起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止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属立案定籍，缴报文，以凭造册转报施行。绍兴元年正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四日缴。
关于这些传说和公文的真实性，已故著名史学家陈乐素在《珠玑巷史事》一文中已做了很全面的论证，这些并非历史事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宋史·贾似道传》载有咸淳八年( 1272)贾似道迫使度宗罢了胡贵嫔之父胡显祖的官, 又令胡贵嫔出宫为尼。
此事经《齐东野语》《咸淳遗事》等记载，到了民间又将胡(一作苏) 妃演变为潜逃出宫，扮成游妇，随黄贮万回南雄，导致南雄居民被逼南迁。但是在北宋覆灭之际，一些官吏、将士和中原百姓随隆祐太后南迁，由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逃至太和县，又逃至虔州(今江西赣州市)。
几个月后, 隆祐太后返回杭州，但一部分滞留在虔州的难民已经继续南迁，越过大庾岭到达南雄，以后又由此南下珠江流域。在南宋期间，今江西南部经济发达，人口增加，向南迁移是当地无地贫民的一条出路。到了宋元之际，随着元军的南下，忠于残宋的军民和难民，包括以前由中原迁来的移民后裔，再次由南雄南迁。
至于那一类公文，自然是出于后人的伪造，因为无论是文字、格式, 还是提到的行政区划、职官、制度都不符合宋代实际，而且各种家谱中所载公文在时间和内容上也自相矛盾，但是这些资料中所反映的迁移过程和途中的艰辛却是可信的。
无论“胡妃( 或苏妃) 之祸” 是否确有其事，与南雄是否有关，一次孤立的事件是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移民，并且能够持续数百年的，真正的原因还是迁出地南雄一带的推力和迁入地珠江三角洲的拉力。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南迁，都是渐次推进的。
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主要的定居区还是江淮平原、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而在唐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期间，南岭以北几乎都已有了北方移民的定居点。北宋期间，长江以南地区的人口已有大幅度的增长，在今浙江、江西、福建范围内有不少地方出现了人多地少、人口压力增强的现象。
南宋时，除了本地的人口增长外，又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这种现象日益加剧，杀婴之风也愈演愈烈。由于其他方向已很难找到大片人口稀疏地区，向南迁移成了唯一的选择。金兵入侵和元军灭宋都是由北向南推进的，受战乱影响的难民、流民也只能由北南迁。翻越大庾岭是当时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地处大庾岭南的南雄自然成为南下移民的集散地，特别是在移民大批涌到这里之后又没有具体目的地的时候。
北宋初年，珠江三角洲人口还相当稀少，原有居民主要居住在城市周围和台地，大量荒地、河滩、沙洲尚未开发利用。由北方迁移的移民或为生计所迫,或拥有一定的财力和号召力，或掌握较先进的生产技能，纷纷筑堤开垦坦地、荒地为农田。围堤的兴筑保护了新垦农田，避免了洪水淹没之害，也在不损害原有居民利益的前提下扩充了耕地，不仅保证了移民的基本需求，还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样的信息对滞留在南雄的流民和北方迁出地的居民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于是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南迁。根据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堤围主要筑于宋元以后，南宋所筑多于北宋；元代所筑都在宋堤下游，表明开发区不断向海边推进，可考的成围元堤就有25条。
该书所引徐俊鸣的研究证明，三角洲的人口密度在唐代还只有每平方公里1.2户，到宋代就增加到了4.8户，元代已达6.0户。可见移民主要是在北宋至元这近400年间迁入的，又以南宋期间最为集中。曾昭璇、曾宪珊通过对家谱、方志、地名志等资料的搜集和实地调查，列出珠玑巷移民家族797支，这是目前所见最详尽的结果。
那么，这些家族的祖先是否真的都是从南雄珠玑巷迁来的吗？陈乐素的研究认为，珠玑巷的名称在宋元史籍中尚未发现，在《琴轩集》所载明永乐年间东莞陈琏所撰的几篇族谱序和墓志中，也只说伍、封、罗、李、蔡、邓、丁、何、刘、黎、李、张、袁诸族“先世南雄人”，还没有提到珠玑巷。但到万历年间，梁廷栋的《珠玑怀古》诗中就出现了“珠玑遗迹动凄极，厌说前朝有徙移”，黄公辅也有《过沙水珠玑村》诗云：“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 “已无故老谈前事，那得新闻访旧支？”
说明在明中叶以后，对珠玑巷的传说已经相当流行了。明末的屈大均在所著《广东新语》中已明确表明他是珠玑巷移民的后裔，并称“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根据他的说法，因北宋开封城内有珠玑巷，宋室南迁时，迁入南雄的臣民为了表达对故都的怀念，将自己的聚居地也称为珠玑巷。不过，同书中又说珠玑巷本名敬宗巷，唐敬宗死后(827年初)因避他庙号的讳才改名。可见当地已有不同的传说，莫衷一是。但即使按前一说，珠玑巷的名称也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不过珠玑巷毕竟是一隅之地，当然不可能是众多南迁移民的真正故乡，至多只是他们的一个集散地。即使从家谱资料中也可以看出，不少家族来源于中原望族或始迁祖是高官显宦的记载是出于附会，就像前面所引的“公文”那样显然为后人假造，但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一支移民家族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经过几代以至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终于赢得了家族的兴旺发达，能够与其他家族一样建宗祠、修家谱时，怎么能让始迁祖的来历和迁移历史保持空白，或仅仅是一位流民、难民呢？既然其他高门大族都来自珠玑巷，而本族也是南迁的移民后裔，认同为珠玑巷移民又有何不可？正因为如此，早在数百年前的明清之际，珠玑巷就已成为无数岭南人精神上的故乡，成为维系他们桑梓之情、宗族之谊的根。
个别家族实际并非北方移民，或是当地非汉族土著的后代，或是由岭南其他地方迁来的移民，但生活在一个珠玑巷移民占压倒多数的社会环境中，也做了认同于主流文化的选择。尽管他们的血缘根源并不来自北方，但经过长期的融合，他们的文化和心态已与北方移民后裔无异，人们当然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遥想当年，成千上万经历了天灾人祸、长途跋涉来到南雄的流民、难民，在此北望家山，面对千里“蛮荒”的岭南，不知留下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但他们义无反顾，踏上南迁的征途，终于繁衍了成百万岭南儿女，造就了千古伟业。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片繁荣富庶的土地上时，怎能不想到珠玑巷，想到珠玑巷来的先人？
珠玑巷的根连着黄河、长江，珠玑巷的枝叶遍布岭南，遍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