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以最快速度在全世界实现经济崛起，但同时这个社会在不断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很严重。善于经商是我们的长处，但也有弱点处，社会很容易两级分化。对这种现象，政府国家如果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将出大问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进入临界点。中国社会开始调整，到2008年开始，社会已经开始出现调整的趋势。因为这个时候贫富悬殊，官员腐败很严重，这个时候政府不采取行动，社会会断裂。十八大以后的调整就比较明显了，这个调整是历史钟摆，所以到了2010年前后中国变化历史趋势，不是某一个人想出来，是有历史需要的，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就要出问题了。对于这种双重运动，我们不能强调一个否定一个，也不能说是不要商品市场经济，这个也不行。
一方面，中国必须保持社会活力，坚持市场经济，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同时国家要进行社会干预，对贫富悬殊的现象进行调节，把社会稳定下来。所以双重运动在中国是一直存在，古代汉代出现的问题，在今天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今天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在汉代去都有先例可循，汉代的土地限购，包括公田，公有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的中央的巡视组，当时是叫刺史。整个机制其实在汉代已经形成，怎么选拔人才，怎么监督百官，怎么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可以说中国是早熟社会，这些都有了，但是不成熟，没有形成系统的东西，所以中国由于汉代以来一系列社会主义政策，有效维持社会稳定。但是反过来也导致中国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最终是无法自发产生先进社会主义的。中国春秋以后实际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商业资本主义，但没有形成工业资本主义，整个社会依然是农耕社会。
最后的总结，当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基本结构形式是“古今”和“中外”两个线索交织而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非来简单从苏联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