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参加科举20余次,屡试屡败，54岁还是名童生，生活举步维艰，依靠岳父胡屠夫接济得以生计，饱受科考摧残，仍不肯放弃，后得到同命运考官周进的帮衬，应试及第。他喜不自胜几乎到了癫狂的程度，身边众人皆由此前的不屑一顾改为阿谀奉承，实现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结远亲』的人生境界。
南京博物馆科举蜡像
《范进中举》片段: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范进是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传》中的人物，文章多次采用过度夸张的写作手法讽刺科举，却也显露了明清两朝学子对士绅这一阶层孜孜不倦的追求。
古代凡民有士、农、工、商四等阶级，士指读书人，居四民之首。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莘莘学子经数年寒窗苦读，确立功名，出仕则可以治国平天下；及第不仕仍享有诸多特权，如减免赋税、劳役等等，往往成为地方的人大代表。明清一个省每三年举人名额仅数十而已，一个县每三年有一人中举已实属不易，从这一层面回看『范进中举』的表现，是事必有因的。
科举牌坊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相当完备，这一阶层更别具一格，被称作『士绅』——与官无异，但低于官；与民相同，但高于民。
因此像《儒林外传》范进、周进类人物层出不穷。乾隆四十九年会试的举人，年90者一人，年80者20人，这些士子一旦中榜，便得到名誉、名望以及社会特权，导致士绅这一身份倍受青睐。士绅成员的组成
明清政府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官办儒学教育制度，广建校园，使科举与官学教育紧密结合，士子经政府选拔合格后入学，岁考优良者可获科考资格，有望成为士绅一员。
《明史•卷46》记载，朱元璋指出“治国之道，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洪武二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府、州、县均置办学校，学员定额，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学生称『生员』，别称『秀才』，因享受免费膳食待遇，又曰“廪生”。府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教官受政府考核，皆食朝俸。洪武二十年，由于士子增多，又令增广生员，数量不限，但增广生员不再享受廪膳待遇；宣德三年，规定招收『增广』生员与『廪膳』生员等数额，正统十二年，复增『附学』生员，选拔自军民子弟俊才。晚明大史学家顾炎武曾统计明末生员数额:“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 学校每年举行岁考，考试成绩优异者获得『乡试』资格，成绩特差者则降为平民。
国子监一角
其次，中央设立最高学府-——京师国子监(初称国子学)，监生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洪武八年至二十六年，又增设中都国子监，存续19年。永乐二年后，设有南、北两京国子监，且终明未变。成化元年，两监学生高达一万九千余人；规模达到空前，岁考成绩优秀者获入朝为官资格。
清袭明制，地方学校制度与明大体相同，细节略异。清代只设京师一所国子监，南京国子监被改为江宁府学。乡试、会试、殿试的制度与明无较大差异，会试中榜为举人，会试中榜为贡士，殿试中榜为进士。
康有为估计清末全国童生（未考取生员之前的读书人）达到二百万人。可见，明清两士子的规模都是空前的。
科举选拔的举人、贡士、进士以及明朝监生只有一部分人入朝为官，余下的群体则成为士绅的一份子，也有人称之为『士大夫阶层』。至于生员因尚不能踏入仕途，是否并入士绅阶层，目前尚有争论；清朝监生，有名无实，亦需科考或捐赀获得入仕资格，因此同生员一样，学者亦持不同意见。
清朝后期，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卖官鬻爵，百姓通过捐纳获得士绅身份，便产生了所谓的异途士绅，这是合法的政府性行为，晚晴不少人通过此种途径获得士绅地位，但正途的士绅身份要高于异途。
登科题名榜
士绅阶层的特权
士绅的特权不但受法律保护，也被社会所接受，顾炎武曾指出士绅“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
政治特权
地方官必须以礼相待士绅，且士绅见地方官不必下跪，士绅被告时，地方官不得私自处理，需先通报本地学政，且士绅本人不需出庭，可由家人代替，士绅犯类如鞭笞轻罪，可纳赎；犯中度罪（杖一百之内），仅免职处理，犯重罪时革职后方可按常人身份发落。这一层面上看士绅地位与官员无异。
身份特权
贡生被允许设立牌坊，以示身份尊贵。此外，无官职的举人、贡生、监生则被尊成为“老爷”，而且士绅服侍有严格要求，用以彰显不同于普通百姓的身份。
经济特权
自古以来就有免除士绅徭役的先河，明清政权相继沿袭了这一制度。举人、贡生、进士、监生、生员等人根据其级别，往往给于不同程度的减免。此外，士绅还有“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的待遇。
抗震救灾时，士绅能够得到更多照顾，如，明正德十六年，南宁府按照人们身份等级开仓发粮， 乡宦、举人、监生每户3石，生员每户2石，普通百姓每户1石。
明代古碑
此外，士绅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往往超越法规谋取不正当利益，除偷税漏税外，士绅常与官员、富户相互勾结，谋取私利。如，明代许多地主将土记在士绅名下，1567年仅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地就曾査出这种田产将近200万亩。士绅的社会义务
俗话说，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个士大夫不仅指官，指的更是那些，散布在地方基层的士绅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士绅们的地位常常以各种外显的利益而区别于平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益事业的管理以及传统文化的传递等。
士绅经常在乡里主持或筹办公益活动，如主持社仓（民办公益储粮组织）、编纂县志、赈灾扶贫、宗祠维护等社会活动多有士绅参与，在无政府组织的乡下地区，士绅往往成为这一地区的领袖。
以社仓为例，社仓的管理工作基本上为士绅运营，主持社仓策划及募捐等工作，明万历年间大学士沈鲤《社仓条议》记载，士绅在社仓工作中身居要职。
“世有治人、无治法，法之善者，全籍得人以相助为理。今拟各里先推举好善而公正、老诚而精敏者绅粉士民十余人，立为社
正二人、社副四人、社干八人。
明代古bao堡
结语: 士绅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阶层，统治者赋予士绅政治、经济特权以及社会其它权利，使之打通庙堂与乡野的联系，对地方统治的维护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士绅阶层虽有不法之举，但总体上以儒学为思想导向，协助君主管理封建王朝，促进了封建社会的稳定，有人曾指出：“传统社会中的士绅在经济上是封建剥削者，政治上是现存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文化上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者。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者正是依靠地主士绅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这也正是明清两代士子孜孜不倦追求“优越的寄生阶层”士绅身份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