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译林》创刊四十年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许多人因受长期禁锢的闭塞，对西方现实备感陌生。因此，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的《译林》外国文学期刊，一问世就立即受到人们热烈欢迎，以致出现过有人以黑市价外加两张香烟票买《译林》这样的趣事。
如今的《译林》杂志，已发展为知名的译林出版社，其经济收入，更连续8年位列全国文艺出版社之首位。近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回忆录《我与译林》，回顾了译林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故事。其中使我久久难以忘怀的，就是译林多年与上海译者及读者结下的情缘。
文学界及译界的中老年朋友，有不少都还记得四十年前《译林》创刊号因译载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而被向中央领导上书告状这一旧案。尽管当时《译林》幸运地未受追究，但仍被北京译界一批对西方当代文学持有偏见的学者视为异端而遭到封杀。为了摆脱找不到翻译版本和译者的困境，我只好转向上海求援。当年“文革”刚结束不久，上海高校有许多中青年外语教师，想做事却没事做，一些大出版社又不找他们。我看到这是《译林》开辟稿源的“富矿”，立即下大力在上海组织译者队伍。
最先是把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多名中青年骨干教师联络起来，成立类似如今“签约作家”这种松散的小组。先送给每人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预支两千元，供各人打字复印等开支。随后又邀请他们参加译林编委扩大会，在《译林》上优先采用他们的译作，引荐他们同译界名家沟通交流，等等。今天看来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在当年确实使上海译界朋友增进了对新生《译林》的信任。正因为得到上海多位译者的支持，才使得《译林》能较快地走出被封杀的困境。比如当年陆谷孙夫妇为《译林》日夜赶译《吕蓓卡》；后来出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谭晶华，因《译林》缺稿，也立即赶译《看那灰色的马》。还有好多位上海著名学者，包括周煦良、方重、杨岂深、林同济、陈冠商、李俍民、王道乾、郝运等老专家，以及当时还年轻的黄源深、李良佑、朱威烈、邱懋如、张以群、谢天振、张世华、陈生保等等，都是支持过《译林》的译者和好朋友。毫不夸张地说，若无多年来上海译者对译林的支持，译林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