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以来，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实现了阶段性的发展。“艺术史是艺术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艺术史的学科建设和课程教学面临着一系列重要问题和重大现象，既需要提升艺术史学科的影响力，更需要增进该学科内部及跨学科的交流。”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姜绪范表示。11月30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主办联合相关机构在北京举办全国“艺术史：边界与路径”学术研讨会，从“艺术史”的主题视角出发，共同探讨了如何突破艺术史边界、开创包容多元的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构建及未来发展的诸多问题。
有＆无:对艺术时序的逻辑解释
关于“艺术”无“史”的思考，是武汉大学教授邹元江提出的一个有趣话题，他以“无史”论“有史”，令人深思。邹元江认为，从原创、草创、始造的意义上讲，艺术无“史”，而从流派摹仿、风格追求、非遗传承的意义上看，艺术有“史”。
“原创意义上的艺术发生是自我划界、不可归类、不可为典要，具有非传承性、非摹仿性、不可重复性，因而，艺术从其发生的本质上而言永远是突发（奇想）的、不可企及的、断裂（代）的、非连续的、非进化的。这就是‘艺术’无‘史’的根本原因。”
“而摹仿、传承、风格意义上的艺术赓续是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好驴马却逐队行，在摹仿中传承既定‘流派’的‘风格’，而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艺术’有‘史’的主要原因。”
史有二义，“艺术史”也有两个存在形态：一是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二是人作为主体对这种艺术存在、发展、演变进行叙述、阐释和评价。前者是事物发展在时间顺序上的先后排列，后者则是对这种时间序列的因果逻辑认知。
东南大学教授徐子方通过对艺术模式与人类艺术发展阶段的探讨，提出了以生物学、进化论、..理论为指导原则的三种艺术史模式，阐述了它们在艺术史学的发展历程中的明显的优势和不足，并总结了想要系统、全面地把握艺术和艺术史必须明确的几点要求。
“第一，名实相符的艺术史所包含的范围就应该是所有门类艺术；第二，广义的艺术史与人类相终始，它可以是单一、具体的事物发展史，也可以是一系列事物的综合发展史；第三，艺术史有别于生物进化史，也有别于具体的艺术种类发展史乃至门类艺术史，因此便只能是连续不断的更替（种类、类型、风格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史就是更替史；第四，艺术史应有自己的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的界限；第五，艺术史应以对艺术概念的系统全面把握为前提，强化艺术史指导思想的研究，即艺术史认识论和艺术史方法论。”
大&小：突破画地为牢书写“大艺术史”
“作为源自西方的舶来品，艺术史的学科建设与研究直至今天也依然遵循着西方的范式，以美术史为中心展开，格局偏狭偏小，缺乏大艺术的视野。”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施旭升表示。
他认为，一种基于世界艺术的艺术史构建需要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局限，需建立起跨文化跨门类的艺术史学术视野。艺术史可以是风格史、形式史，也可以是文化史、心灵史、精神史、观念史。所以艺术史研究需要不断打破边界，不断开辟新的路径，需要建构起一种真正跨越东西方文化并且兼容各个艺术门类的“大艺术史”。
艺术史也是“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对艺术史的书写毫无疑问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概念和价值预设，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当然，这种主观性并非仅仅是艺术史书写者的纯粹主观性，而是渗透着时代、社会、文化、地理对艺术史书写者所形成的一种合力作用。因此，艺术史书写要重视“跨界”的意义，既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其他学科角度观看、寻找新议题、新的学术生长点，从社会学，人类学而不仅仅是艺术学的角度来认识，并且还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在艺术史书写中彰显艺术生产的精神，包括超时空性的客观精神，一定时空内时代、民族、地域、文化等的内涵，再到个体时空内的观念形态。
在转型过程中，大艺术史的书写，需要适合本土的艺术传统并且能进入世界艺术史，从而提供差异化视角的启示，用“社会文化视野”作为方法和沟通的桥梁，分析“向内”的跨门类的艺术史书写与“向外”的当代批判性社会文化研究展开对话。
“艺术史研究如何走出‘画地为牢’的狭隘格局，如何通过艺术史学科的建设以实现有效的突围，是新时代艺术史研究与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东南大学教授、全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王廷信说。#艺术史#艺术#学科
“而摹仿、传承、风格意义上的艺术赓续是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好驴马却逐队行，在摹仿中传承既定‘流派’的‘风格’，而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艺术’有‘史’的主要原因。”
史有二义，“艺术史”也有两个存在形态：一是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二是人作为主体对这种艺术存在、发展、演变进行叙述、阐释和评价。前者是事物发展在时间顺序上的先后排列，后者则是对这种时间序列的因果逻辑认知。
东南大学教授徐子方通过对艺术模式与人类艺术发展阶段的探讨，提出了以生物学、进化论、..理论为指导原则的三种艺术史模式，阐述了它们在艺术史学的发展历程中的明显的优势和不足，并总结了想要系统、全面地把握艺术和艺术史必须明确的几点要求。
“第一，名实相符的艺术史所包含的范围就应该是所有门类艺术；第二，广义的艺术史与人类相终始，它可以是单一、具体的事物发展史，也可以是一系列事物的综合发展史；第三，艺术史有别于生物进化史，也有别于具体的艺术种类发展史乃至门类艺术史，因此便只能是连续不断的更替（种类、类型、风格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史就是更替史；第四，艺术史应有自己的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的界限；第五，艺术史应以对艺术概念的系统全面把握为前提，强化艺术史指导思想的研究，即艺术史认识论和艺术史方法论。”
大&小：突破画地为牢书写“大艺术史”
“作为源自西方的舶来品，艺术史的学科建设与研究直至今天也依然遵循着西方的范式，以美术史为中心展开，格局偏狭偏小，缺乏大艺术的视野。”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施旭升表示。
他认为，一种基于世界艺术的艺术史构建需要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局限，需建立起跨文化跨门类的艺术史学术视野。艺术史可以是风格史、形式史，也可以是文化史、心灵史、精神史、观念史。所以艺术史研究需要不断打破边界，不断开辟新的路径，需要建构起一种真正跨越东西方文化并且兼容各个艺术门类的“大艺术史”。
艺术史也是“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对艺术史的书写毫无疑问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概念和价值预设，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当然，这种主观性并非仅仅是艺术史书写者的纯粹主观性，而是渗透着时代、社会、文化、地理对艺术史书写者所形成的一种合力作用。因此，艺术史书写要重视“跨界”的意义，既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其他学科角度观看、寻找新议题、新的学术生长点，从社会学，人类学而不仅仅是艺术学的角度来认识，并且还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在艺术史书写中彰显艺术生产的精神，包括超时空性的客观精神，一定时空内时代、民族、地域、文化等的内涵，再到个体时空内的观念形态。
在转型过程中，大艺术史的书写，需要适合本土的艺术传统并且能进入世界艺术史，从而提供差异化视角的启示，用“社会文化视野”作为方法和沟通的桥梁，分析“向内”的跨门类的艺术史书写与“向外”的当代批判性社会文化研究展开对话。
“艺术史研究如何走出‘画地为牢’的狭隘格局，如何通过艺术史学科的建设以实现有效的突围，是新时代艺术史研究与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东南大学教授、全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王廷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