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这样评价李鸿章，为李鸿章鸣不平。“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其意为：天下只有庸人没有过错，也没有称誉。就是天下人都诽谤他，他也不一定是奸雄。就是天下人都称赞他，他也不一定是豪杰。为什么呢？评价者中，常人是大多数，而真正有见地者如凤毛麟角。以没有见识者去评论大人物，往往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因此说，誉满天下，未必不为好好先生。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大家，毕竟是大家，出手落笔，惊天地，泣鬼神，看来以道德立场出发来臧否是非，褒贬人物是史书通病。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看，清朝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晚清中兴三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皆是不世出之人物。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三句对李鸿章的评价可谓经典。李鸿章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影响、左右中国政坛长达40多年。李鸿章一生的成就一是洋务，二是外交，三是军事。而为国人之诟病，也是如此。洋务运动失败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外交上，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军事上甲午战争中他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李鸿章在为曾国藩写的挽联中这样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李鸿章，以曾国藩的门生长自居，确实他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正如姜维是诸葛亮的传人一样，如果说曾国藩在“立德、立言、立功”是一个成功者的话，而李鸿章却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败者。
这和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曾国藩有很大的不同，曾国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生中以维护清朝政统和儒家道统为己任，是时也，中国板荡，太平天国无时不在威胁着清朝的政权。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太平天国已被剿灭，国内危机缓解，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稳定期，后世称之为虚假的“同光中兴”，而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却加深。客观上如此，在主观上，与他的学养、才器、作为一个大国、弱国的掌舵者尚很不相称。同时，人格也大大值得怀疑，有副对联这样说“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说李鸿章借洋务而中饱私囊。李鸿章出访德国，有人比其为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其实，李鸿章何曾可与俾斯麦相比，李鸿章倒是有一些如曾国藩所说的“拼命做官“好汉打掉牙和血吞的“痞子”之气，也无德皇对俾斯麦的器重机遇，清政府对汉族官员还是处处掣肘。曾国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收拾洪杨后，悲哀的认为，整个官场已经腐烂到底，同样，他的继任者李鸿章也不可能挑战规则，官场潜规则，无论办洋务、还是建海军，都不可避免的遭到失败。所以把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和灾难，归咎于一个人身上，这是很荒谬的，也许，从短期来看，历史人物的偶然行为会决定历史走向，但是归根结底是由公共意志决定的。这种专制的政体决定了，除非倒掉、重来，否则是不可能通过改良式的修修补补而获得重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