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罗卿三令五申，要我把书袋收起来，不许我脱离音乐专攻文字，不许歌词艰深晦涩，我也在不断调试平衡点，同时规避的还有过分浅俗的词风。词是曲的待诏，曲是词的霓裳，歌词要与音乐联姻才能孕育歌曲。然而，这是就歌曲而言歌词，歌在词前，乃先存一目的，再做分工，继而标功，本不妨碍词作为独立文本而呈现自足性，正如汉字的听觉效果并不能抹煞视觉效果。词体的优劣固然不能完全套用诗体的标准，便该因词而异，不可一律颂扬或一概斩杀。既然诗性、文学性、思想性可以在歌词中经营，我这个作家，与罗卿那音乐人，便相安了。
不过，分歧还没完呢，接下来是作品的呈现问题，关乎音乐乃至艺术的终极意义。
一个乐队的主要实践，是把作品拿到台上表演出来，还是为演出而定制一系列的作品？二者虽不矛盾，也可统一起来，但确实有取向上的不同。
我和罗卿一致的地方是，演出费绝不是目的，否则，素乐团就形同服务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队伍了，如果只是获取台上演出的满足感，台下的原创也不再是必须的了。我们的目的是，表达自我的同时影响他人。乐队一定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一定在输出些什么，例如旋律、情感及歌词所蕴涵的立场、观点与各种价值。
我和罗卿的分歧在，如何对待录音室和现场演出之间歌曲呈现的出入。录音室制作的规范严谨之外，还有现场演出的自由即兴，这是乐队演绎时对音乐成品的自然增删，大棚蔬菜摆上市场，正常得很，但在编曲配器的制作阶段，是否就要完全以乐手的编制来设计构思呢，比如一首歌很适合用二胡来烘托渲染，但考虑到演出时乐队并没有人拉二胡，索性就不加入二胡了，古筝、竹笛、口琴、中国大鼓等等，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这并不只是缺少一件乐器那么简单，而是为将就演出而牺牲整个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违背了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原则，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毕竟，发行录音室专辑，不就是给听众一个标准版本甚至理想版本嘛，那么这个版本就应该以艺术效果为重，哪怕演不了，也是一时的，如果以后有条件可以演了呢，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就高不就低。这个分歧在乐队成员捉襟见肘之时十分突出，罗卿本是一个对音乐品质极其苛刻的制作人，他当然希望室内与室外的作品表现出入尽量小一些，我也明白这是他一时的无奈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