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在中国济南举办，在“影动山东——山东优秀影人创作之路”主题论坛环境，焦雄屏女士和多位电影人进行了创作的交流。
焦雄屏：像您在创作的时候跟年轻人的作品，做一些改编工作的时候，你平常对环境的观察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还是？
冯元良：我觉得有自然的也有我们主观创作上的点，比如说像《嫌疑人X献身》，他是东野圭吾老师最经典的几部作品之一，我们当时在改编的时候，跟苏有朋导演还在做剧本的时候，我印象还挺深的，把100多场戏都写完之后，苏导突然问了我一句说“元良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我当时愣了一下，就是因为故事里面的人是比较极端的，一个只见过几面交往不深的隔壁的邻居去杀人，我想了一下说相信，相信有这样一个人。
顾晓刚：我们是在2017年参加了吴天明的基金创作会，得了其中的一个奖。那个时候是我们影片拍摄最困难的时期，我们这部电影拍的是自己家乡富春江一年四季的家族故事，我们一共拍了两个月时间，整个过程都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是自己第一部作品，一开始资金也不充裕，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启动了电影，刚启动的时候是夏天，拍完了之后没钱了。在第二个季节秋天参加吴天明基金之后，有了这个奖之后，自己的状态和基金获得了很大的能量的注入。那个时候没有马上解决资金问题，因为参加完之后就开始不停的和资方对谈，那个过程会比较漫长。随着而来的过程，正因为参加了这个基金，给我们非常大的信息，一方面觉得影片是大家认可、行业内认可的，肯定会有资方来跟我们对接，接下来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继续做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对我们当时来说。
与此同时，我们借助影片的监制李嘉老师，就是济南当地人，他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时候的老师。我们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没有资金，我们在电影的片尾会有一个叫“前期天使人”，都是向各位朋友借的钱。李嘉老师是第一个借给我们钱的人，他一共借了我30万块钱，再加上朋友借的一共50万，就开始了夏天的拍摄。所以完全是有山东的基因和血液在里面的，完成了这部电影，启动了这部电影，在秋天的时间回到山东做一场放映，我觉得意义非凡。
《春江水暖》主创（从左到右）：演员彭璐琦、庄一、章露露、执行制片人杜欣科、导演顾晓刚、监制李嘉
焦雄屏：晓刚拍摄电影非常辛苦，前后几年都是有了钱拍一点，有了钱拍一点，还好演员都是他亲戚。主要我觉得是这个意义，这么没钱，有这么庞大的野心，居然能够把富春山居图中国美学的思维纳入一个家庭中间的状态。期待更多这样的作品诞生，你们也有大明湖，我觉得他那个电影有的地方真是很不错。今天中国电影的两个极端，有的地方花那么多的钱拍出一大堆比较乏味的、非常没有意思的电影；但是有一个这么辛苦、小小成本、努力去创作，将来会是代表作，个人觉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借鉴。跟韩涛导演的状况不一样，韩涛导演自己全部筹资，没关系，自掏腰包自己拍摄，导演在创作上有非常多的环境因素。导演谈影片创作艰辛历程
焦雄屏：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哪些人可以帮助你？
李玉：我可能不太一样，我当时从济南台辞职去了中央台拍纪录片，这个过程当中信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写第一部剧本的时候去找投资，没有人相信一个在电视台工作拍纪录片的人去拍电影，这个过程没有人愿意相信。那个时候我刚刚25岁，大家觉得一个小姑娘以前做过主持人，你怎么可能拍电影，而且隔行如隔山。
我不是在学电影出身，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我想坚持，因为我有我想表达的东西，我被质疑是应该的。我确实在某个方面还没有被大家所看到，我每见到一个投资人就跟他喋喋不休的讲我的电影是什么样的，我想拍什么的，我的故事是什么。所有人听完之后都会说是这样的东西，那你以前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我就给他看一些纪录短片。
包括吴天明基金会和刚才您说的计划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走下来一遭没有人给我投资，是我把房子卖了又借了一点，我的电影40万人民币就拍完了。如果你有表达的欲望，全世界都拦不住你的，你就一定能做成。我想拍那个故事，我的表达欲望真的是谁都拦不住，我就把房子卖了挣的那点钱全都花出去了。那个幸福感，创作满足的幸福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当我在奔跑的时候可能我们那一代真的给我们的机会不是很多，尤其像我这样的。我觉得现在前途真的是很光明，有很多机会、有很多..在等着有才华的年轻人，只要你有才华，只要你有真正想表达的东西，真的可以发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幸福，而且很完善。
焦雄屏：而且社会本身对年轻导演和创作者的关注也够。
李玉：我们那时候创业女导演也少，他们会觉得你是认真的吗？
焦雄屏：那个时候最困难的是说服人家你是一个可以做创作的人，钱也很重要。
李玉：画画还好一点，前期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电影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的差别。
焦雄屏：那时候你最希望的帮助是什么？自己有非常强烈的创作欲望。
李玉：我那个时候其实也需要专业上的帮助，我挺感谢娄烨的，娄烨导演那个时候也看了一些我的东西，给了一些特别好的意见。也聊了他在创作道路上的东西，他说我也不靠谱过，这个过程必须要经历，撞几次南墙才能知道。他也讲你闯就好，想好了就去做，包括一些专业上和剧本上的意见。
其实这个也是我很需要的，一些技术支持就是，我那个时候找的是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我那时候当然希望有经验的主创来帮我。但是没有，连演员都是当时我的一些朋友，来帮忙的老师。走到今天我在帮助年轻导演的时候，尽量为他们搭最好的..，找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当然还有钱的问题，也很重要。
焦雄屏：再请韩涛导演谈一下您在创作的时候最需要得到什么帮助，你自己卖两幅画就能够支持一部电影，真的是太惊人了…
韩涛：我觉得最大的困扰是我能不能坚守我的想法，把我想拍的东西坚守住，我在17部电影里边都是长篇，只有一部是拿到个人投资的电影，对于我来讲那是一个煎熬，像地狱一般，它会干扰创作，要找明星，要哪些团队来做，你的创作不行，过不了审，不能这么拍。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太难受了。
坚守自己的想法你绝对不会后悔，电影在我内心里是非常干净的东西。我每天去画画，我第一部电影上了电影节，当时也有观众问我说你怎么完成这部影片的？我说把所有的40多幅画给了画廊，我说我需要拍电影，我现在翻倍买画回来不卖，那时候卖给他们太便宜了。
我们要拍就去澳大利亚拍，有一个电影节邀请我们，我们有7个工作人员要去，他说你要给我们支付飞机票才能去，如果不支付就不去，实际上我带他们去拍电影了。我们是一个剧组，只花了18万人民币，在俄罗斯边境，怎么去说服演员、说服我的团队，实际上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年轻人有好的想法才能干到一起。如果说没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这个剧是不可能捏在一起的，尤其是第一部影片。
焦雄屏：《蓝色列车》是我今年看到的非常好的作品，有一点虚虚实实，这样的作品在市场是比较艰难的，一样都是资金和发行两样困境，比如说18万，你要克服的话需要很节省，还是有别的方法？
韩涛：比如说后来里边的演员成了抖音上最火的演员，他是俄罗斯血统的一个中国人，我就找到他，他收玉米，干农活一天赚185块钱，我说我给你200，你来演我的戏。剧组里边的老太太80多岁了，她从来没演过戏，电影里边我会用一些人物，我会找现实中和他接近的，这样我们省钱，他也能够很快进入到剧里面。
我还是建议年轻人不要走我这条路，你要支撑下去，我是不停的在画，我朋友圈你会看到，我每天会画到两三点，太累，生活需要卖画来支持。你的电影需要来支撑你的理想，这太累了，我觉得还是要去搞一些创投会，不一定能拿到钱。但是你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介绍你的项目会让你更加自信，获不获奖，入围不入围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和别人交流。
焦雄屏：请元良讲一下在你创作的时候，跟导演或者是制片…
冯元良：我觉得困境和干扰一直都有，就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和理解，在不同的方向去理解这样的问题。
焦雄屏：尤其一开始，你抱着自己的作品怎么说服刘佳，刘佳怎么样认识到你的才能。
冯元良：我的路子比李玉姐来说更有参考意义，我是山艺2002级毕业的。上学的时候主要是创作方向，毕业以后并没有进入这个行当，先去国企上班，获得一个吃饭的机会，一直到2003年我们写完拍出来，行业里的人看到，才真正回到这个行业。
包括今天，我觉得创作初期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这也是吴天明基金会搞创投最大的意义，我其实特别羡慕坐在底下的小朋友，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进入这个行业，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创作会，也没有什么计划，这些都没有。现在年轻的小朋友有这样的机会，包括基金会的各种支持，像北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我觉得机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
焦雄屏：现在的环境跟以前差太远了，非常幸福了现在的年轻人。
冯元良：对于小朋友来说上学的时候专业要打好，另外一方面要好好的看一看现在这个行业是怎么运作的。其实给你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你们怎么抓住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顾晓刚：包括到《春江水暖》，不仅仅是在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也是贯穿整个职业发展中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讲到行业的起步和进步，因为我自己本身非科班，在大学学的是服装..专业，因为爱好电影，开始先玩。
正好是冯老师所说的行业在起步，还不错的黄金时代，虽然可能很短，就是在中国独立电影的年代，像李玉导演讲的创作黄金期的年代。2008-2011年左右，整个中国出现了特别多的独立电影节，有一些是官方组织的，官方和个体组织协办的。
我在杭州，有亚洲青年展，焦老师当时也有去做评委，我自己的起步就像冯老师说，我当时就在想怎么在这个行业起步，怎么拍电影。发现拍电影还是挺麻烦的，需要资金、团队、设备、剧本，如果想拍一部电影还是挺遥远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就选择拍纪录片这个方向，发现是一个学习电影很好的渠道，一方面自己有机器，那时候已经有5D了，完全像院线级的表达，有了机器就拍，年轻人对世界和自己的理解也没有那么深刻，通过拍别人的生活、观察别人的世界来了解，刻意的学习对世界的认知，对人生好多主题的观察。
一方面是学习，自己拍一个作品就记录一个行业，进入电影节自己拍了一个小东西，报了电影节类似创投的训练营，进了之后完全不一样，所谓的进入到这个行业，是一个大学生，还会贯以导演的名称，在这个行业中和不同的前辈认识，慢慢一点一点的铺开，再把作品完善，有一个长片等等。
带着作品去不同的电影节，通过电影节看到已经成熟的作品的不同阶段，有刚刚完成的、也有拍了三部的或者是做一个系列的，观察这个导演的成长经历。在全部的活动中对电影产生了启蒙和学习，我们也有积攒行业所谓的资源。
最大的是来自于导演本身，我刚刚讲的是发展职业，具体到自己的一部片子，从写剧本、找资金、拍摄，拍摄完成，可能两三年过去了，甚至久的四五年，在起码几年的时间里是否对作品还保有热忱和激动，完全是一个马拉松，大家都说导演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完全不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包工头”。谈作品体会
焦雄屏：像你的作品这么轻松，举重若轻，表现出超过你年龄的成熟和平和，跟大自然相安无事的，很难知道你跟你的作品怎么结合在一起。
顾晓刚：我们去戛纳的时候评审团看到我说他以为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会有纪录片的经验，我觉得纪录片的经验很大的好处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上会去建立，在创作上会建立，本身觉得社会现实、当下时代具备了天然的敏锐感和冲动，当下发生了什么。
还有一个契机，还是基于我们是站在前人的养分上。这个时代有很大一点不一样，就是信息的开放性，你不管生活在哪一个小镇只要有一个电脑，只要对电影有好奇和关心，整个国际的电影都可以看到，本身的信息是全开放的，所有能拍的技法也好都呈现了。
一代一代的电影人，我们也经常聊一聊纪录片，每一个导演都会分享，前边的作者把自己很多经验都公布给大家了，我们这一代是受益于作者的经验，比如说我拍摄家庭类型片，我就会找这个类型片里面作者已完成的经验，还是会基于他们的经验上去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
焦雄屏：创作的工具，李导演，你是怎么把你对世界的阅读划做对的？
李玉：我记得我拍《红颜》剪了一个粗剪版本，瓦尔达导演当时还在，还很健康，就请他来看片。他说你之前是不是拍过纪录片，他觉得生动性和对世界的态度是有根基在里面的，对世界的观察以及各个角度还有镜头，他就问是不是拍过？我说之前一直在拍纪录片，他说好的导演不管你是刚刚开始做还是成熟的导演，其实都应该有过纪录片的基础，你会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我才有系统的看之前的创作，我第一部也是因为拍完纪录片写成了一个剧本，可能那个对我的影响太深了。
焦雄屏：那种敏锐度是纪录片特有的。
李玉：我为什么说好的创作者对这个时代要有一个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可能会跟之前说的有一点点冲突。我们有这个智慧去化解它，我的智慧还没有到，刚开始的时候化解不了，像山一样能爬过去就成功了，前几次没有爬过去。我表达了我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初心还没有变。
每一个创作者都是在拍自己，包括你说我女性电影里头的女性心态以及我自己家庭，童年时期给我造成的影响，多多少少都会在电影里头表达的，有时候是你的潜意识，你在写剧本的时候也不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但是你心里想的全部在里面，包括你对父辈的感觉，对整个生活环境的观察和在里面的影响。交流分享
提问：您对中国电影的分级和地下电影怎么看？
李玉：分级和地下电影，我拍过地下电影，但实际上是无意识的，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我不知道有审查制度，又是自己花钱拍的。拍完之后有人告诉我说你要拿去审查，我才知道有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有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的时候是朋友带过去的。
你要想在这片土地上拍这些东西，这些规则你是要去遵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养成自己自我审查的习惯，在写剧本的时候这个不能通过，当删掉之后发现没有那个能力去自由表达了，这也是我最恐惧的事情。
焦雄屏：提供一下..的经验，以前电影的审查制度，各种场合呼吁我们要有分级制度来代替检查，分级制度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一个就是要保护未成年观众，有分级制度很快就立法，我现在还是担任..非常多评鉴的分级委员。很周全，他有一个人才库，抽签抽哪一个人做分级委员，做一个平衡，不见得一定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确定分哪个级，是什么状态。
但是这中间我觉得最严重的给政府或者官方提供的状态，最严重的是配套设施，分级大家都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每一次分级的时候也会给我们提供说国外这个作品是哪一个级，但是分级不难，最难的是戏院的管辖，在事后你的分级有没有切实的执行。
你的戏院也不管，满戏院跑这是一个分级不执行的恶果。所以分级的东西我相信在中国应该慢慢会被推进，这个一定是进程，现在是一个过程。没有分级制度才会造成地上地下的状态。
李玉：做电影可以更自由的表达自己，其实对我来说，最早做电影导演的时候没有意识说我要做一个导演，是因为当时确实拍纪录片的时候拍的是女同性恋者，他们的生活你没有办法在任何..上展示表达。会伤害到他们，那个时候这个群体还没有那么被大家所认知、了解和认同，我当时就想着把它写成一个故事，故事片不会知道写他们的故事，细节还是他们的。
我从纪录片转过来的时候，是因为我还是有表达欲望的，表达很重要，你跟世界的关系很重要，不是说我要做媒体人转到会表达自由，是因为我要表达一个东西，它最合适的方式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很职业的导演，我拍电影很慢，两三年才拍一部，有感觉了才拍。
作为媒体人的时候我确实有一个困惑，是因为我当时做新闻，觉得很多东西不能表达，我们需要说的时候才能说一些话，我发现电影也是，在表达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如果想做的话，关键是自己想做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而不是说这边受限制了到另外一个行业里面去，不是这个原因。
提问：想问一下您对于当下的电影教育怎么看。我想说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咱们这个主题是现实主义，刚才李玉导演也讲到，对自己要有认识，对自己的时代要有认识，我现在对身处的现实有困惑
焦雄屏：现在的教学环境比我当年学电影的时候真的幸福太多了，我以前在美国学电影的时候还没有录影机、录像机、碟片，想了解电影反而有更多的动力，我要求自己一天看三部影片，然后再回家。那个时候会很珍惜每一个看电影跟学习的机会，而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随便点一点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丢掉，我们那个时候非常专心。
我开始在..教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学生很艰苦，才看这么小的电视机，放那时候的录像带，很艰苦的在学习。反而我那个时代和我最早教的学生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了非常大的动力要做创作，而很快的就有成绩，所以我觉得动力这件事情，你们那么安逸或者说这么容易取得所有的电影知识，包括你们认识电影，也是我教学的时候发现学生，你们拿这本书回去看。
现在大家就安逸很多、容易很多，反而动力好像少了，非常强烈的想学电影、想了解世界、想创作的欲望相对减少了，但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难关，像晓刚他就可以吸收前人种的树，得到了营养，然后创作出来这么好的作品。
我现在教学也觉得学生学习态度跟以前差很远，你们这个礼拜回家看，第二个礼拜问他没看，没空看。在电影教学，尤其现在电影学校是泛滥的地步。中国、..到处都是电影学院，水准不一，这个时候反而要兄弟登山，各自爬高了，不是要靠教育问题来解决或者是学校制度来解决，要靠自己，我一直强调动力这件事情。
第二你说学校学的跟实际环境，这个也是要自己创作，因为不太可能照这条路走下去就一定会有成果，你看杨德昌还绕一路条，上了三年电机工作，才停下来去学电影。他发现老师懂的没他多，每一个做电影的路弯弯曲曲不一样，没有一条路是完全符合每一个人的需要的。
全国有这么多剧组，你慢慢的去找一定能进入到某一个剧组当中，去学实务，去学过程。千万别抱怨环境不好，像我们就会觉得你在这说什么呀，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还在搞电影，我那时候学电影人家以为你要做电影演员呢？电影教育在世界上成立不过是从1960年代开始，现在学习化的电影教育被大家一直在挑战和有各种争议性，不见得是最好的。鼓励大家寻求自己内心，你想做的事情没有完不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