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P 是指“典型浓度路径”，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浓度，按浓度高低依次有 RCP8.5、RCP4.5 和 RCP2.6。鉴于气候形式并不乐观，研究模拟了前两种较高排放的场景。
而 DIG 的全称是“债务、投资和增长”模型，可以模拟一些与低收入国家相关的现象，例如公共投资效率低下、资本调整成本高等特点。
接着，研究分析了 1950-2015 年期间、超过 180 个国家不同宏观经济指标（投资、公共债务、人均产出、部门产出效应等等）与气温的大量历史数据，逐年对每个国家分析了二者的联系，并代入模型，预测气候变化对各国的中短期及长期影响。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气候变化的潜在宏观经济后果很难量化，并存在不确定性。不过，报告写道，“只要地球在 21 世纪余下时间内继续变暖，保持过去 50 年间的变暖模式”，这个结果还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同时，其隐含的批判意味也比较清晰，即当下大多聚焦于控制全球平均温度的全球讨论。例如，《巴黎协定》旨在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 2°C 内，这样的“硬指标”的确紧要，但由于不均衡的经济冲击，对于特定地区来说，全球平均值很难当地现实，其意义远小于具体变化。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得出结论后也呼吁，对造成全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的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相应后果。
这篇报告的发现与 5 月世界银行的发现相仿，并证实了2015 年发表在《自然》中一篇论文的分析。当时，研究人员（Marshall Burke, Solomon M. Hsiang & Edward Miguel）估计了到 2100 年时气候变化对人均 GDP 的影响，并首次发现，气温对于人均经济增长统计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
根据当时的预测，在 21 世纪末时，全球的收入会因气候变化减少 23%。“门槛气温”为 13°C。一些较冷的、较富裕国家将受益于变暖，而处于气候较炎热地理区域内的低收入国家受到打击——在整个非洲、南美洲和相当大部分的亚洲，经济几乎完全沦陷、GDP 负增长接近 100%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和北美洲北部仍然势头上涨——俄罗斯的人均 GDP 翻了四倍，在蒙古则超过 14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