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两部著作都是历史社会学领域的杰作。历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领域，其作品杰出与否，要看是否对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做出贡献，但同时也要关注历史叙述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是否扎实并且有新意。由此可见，要想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做出贡献，难度尤大，笔者与一些社会学同好一般都不鼓励年轻的博士生进入这一领域。如果从取得博士学位的2000年算起，普..德在短短的12年间就出版了两部历史社会学的巨作，足以让我辈惊为天人了。其学术天赋自不待言，但她付出的学术努力一定是超乎常人的。最后，两部著作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历史相关性。
《自由市场的政治学》考察的是积极的政府干预主义在四个国家的命运，而《过剩之地》考察的是积极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美国的起源和影响。两部著作都是在比较政治经济社会学的框架中书写，而后一部著作之所以仅以美国为案例，原因有二：其一，有关欧洲国家积极政府干预主义起源的经典论著早已多有问世，无需赘述；其二，学界对于美国的积极政府干预主义多有误解，亟待深入研究以正本清源。《过剩之地》真可谓生逢其时。
美国积极政府干预主义的历史根源
《过剩之地》考察的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美国百年财税史。财税史论著，无论是在英文还是中文世界，都汗牛充栋，但大多是流水账的写法，水平高低仅在于流水描写的文学功底和账目记述的准确程度。普..德的历史社会学写作则从欧美比较的视野，发展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学的“需求侧理论”，描绘出欧美积极政府干预的差异所在，并分析其导致的结果，尤其是揭示了美国政府如何通过塑造大众消费走上了与欧洲国家大异其趣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过剩之地》的书名“The Land of Too Much”在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民粹主义政治家休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