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凯末尔看来，想要树立新的土耳其身份，就必须打破..教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干预，也必须打破个人政治的独断专行。因此当现代土耳其建立，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潮流，旧有的“哈里发”制度也就必须打破。
凯末尔资料图
凯末尔开创了一个世俗主义主导的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但是凯末尔明白，历史的影响仍然难以从土耳其人心中彻底消除，..文化传统仍然可能会对现代化进程造成重大的挑战和影响。
有鉴于此，凯末尔主导下的土耳其政府，宣传“土耳其人”来替代奥斯曼帝国曾有的“..”政治身份，力主以拉丁文字母代替传统的..语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在外交上，凯末尔提出了“和平国内，和平国外”的口号，最终放弃了对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土库曼人聚居区的领土要求。
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风雨之后，涅槃而出。
从凯末尔以来，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其实被两种力量撕扯。一种就是存在于城市精英阶层和军队的世俗的、西方的土耳其，另一种则是存在于乡村和..寺内，倡导..的、东方的土耳其。
凯末尔的模式，就是宣扬土耳其属于“西方文明”，属于“科学的”“先进的”土耳其，以此与土耳其历史上的“东方的”“落后的”对比区分。而这种身份，其实构筑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基石，即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为根本点，将土耳其定位为西方阵营的一份子，谨慎地介入中东国家的地区纷争之中，在土耳其现代国家疆界内部构筑新的“土耳其人”政治身份。
凯末尔之后，土耳其政治制度逐渐形成了军队监督、多党竞争、司法和舆论相对自由的复杂体系，多种力量互相制衡，单独一方政治力量难以完全驾驭其他各方。即使是历史上多次土耳其军队干政事件，土耳其军方也难以单纯地通过“枪杆子”来贯彻自己的意志，仍然需要与司法机构、媒体和社会舆论合作，来打压国内可能出现的..政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