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印度是个农业国，农业国家的经济周期会跟随农作物的播种或者收获而波动，因而会导致货币数量周期性地发生变动。根据凯恩斯的观察，从秋季谷物收获的繁忙季节开始，大量的印度卢比会从省城流向县城收购粮食；早春时节，卢比又会流动到缅甸，资助那里的稻米耕作；到了夏季，卢比又慢慢再次回流到省城。凯恩斯观察了随经济变动而产生的货币流动情况，随货币流动而出现的印度和伦敦两地的利率变动，以及根据印度和伦敦两地的利率变动而产生的印度事务大臣抛售和收购政府票据的情况。凯恩斯不仅从中了解了货币与货币体制的运行规律，了解到货币与经济的一体性，还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货币体制下，货币权利已经从公众手中转到了政府手上，政府对一国的货币量有了控制权。对印度货币体制的研究使凯恩斯对政府的货币管理产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管理货币”思想也由此产生。
对印度货币周期性流动的观察还启发了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的想象。按照《通论》的分析，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货币，主要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因此，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包括：交易需求、谨慎需求和投机需求。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的讨论跟凯恩斯不一样，弗里德曼认为，人们的货币需求由收入水平和货币预期收益以及偏好决定。两位先生对货币需求的解释，形成了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重大区别。追根溯源，凯恩斯对人类货币需求的认识，最早开始于对印度货币体制的探讨。凯恩斯早就注意到，印度人的货币需求每年都很不相同，总是在发生变动。是什么情况促使人们在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货币需求呢？凯恩斯通过观察发现，每逢经济出现波动的迹象，印度人就会因为担忧经济危机而在自己家里大量囤积货币，因此印度全国会突然出现货币贮藏热。“在东孟加拉的小土地所有者中，我知道一个非常保守的婆罗门家庭。这家的家长每周一次都会独自藏在屋檐一角，虔诚地拿出贮藏的钞票，一张张数一遍并仔细审视，又用毛刷刷去上面的灰尘，然后再把钞票放到太阳底下通风，除去上面的潮气。如果某张钞票显出一点破旧或残损，就会被拿到距家最近的货币办公室，换成一张新钞票。在多事之秋，这样的家庭会囤积更多的货币。”这是一种人类正常的心理自我保护机制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这种谨慎性普遍地存在于人的心理活动中，其功能类似生理上的免疫系统。一旦人们发现自己由于某种原因将要或已经陷入紧张状态时，总要启动心理自我保护机制，采取行动来减轻或免除内心的不安与痛苦。储藏货币就是这种谨慎心理的表现，上升为理论就是货币的谨慎需求。凯恩斯在对印度货币体制的研究中发现了人类的这一特点，相比较于弗里德曼“理性”味道浓郁的货币需求动机，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动机显然更贴近实际，对世道人性更体察入微。两者的基础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