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有很多实践，除了实习，还有一个专门模块，是帮公司做实际的顾问服务。绝大部分同学都愿意去跨国公司，我们小组五个同学选了一个大家不太愿意选择的项目。当时有个投资机构叫ASIMCO，是九十年代第一批到中国的基金，当时大概是4亿多美金，挺大的。他们投了中国很多汽车零部件行业，工厂全在三四线的县级城市，有的都没听说过。
他们投的公司需要第三方的机构做一次诊断。跟我们一对一聊的是公司的总经理，五十多岁，很资深的人，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个跟政府合资的企业，有非常大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而且我们也考察了他们产品所在的细分市场，发现市场战略也有问题，它导致了产品战略问题，产品战略问题又带来供应链不合理的问题。
我们小组的学习氛围很浓厚，其中有一个同学是我现在的搭档，石建明。我们选择这个项目而不是跨国公司，事后看，我觉得多少反映出来一点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喜欢看到、解决一些实际的、有效的问题。
我们写了一个非常全面、详细的报告。因为这份报告，ASIMCO给了我一份工作的offer。
我1999年毕业，这时候互联网开始起来了。我后来感觉人其实挺渺小的，时代的机遇更重要：你看我阴差阳错选了去中欧，因为学习的原因接触了PE，知道了什么叫投资，因为这个项目大致理解了投资机构的人在想什么问题，接着又赶上了互联网。
我对互联网有一种本能的热情。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心潮澎湃，觉得好像来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快毕业的时候我主动去了一家当时在上海挺有名的互联网公司，叫亿唐，我做..，试一试。
我最终去了Morningside（晨兴）。石建明实习的时候就在Morningside，他一毕业就去了那儿。我在亿唐干着干着，对互联网有很多困惑。我记得挺清楚，有一次参加什么会，有人抓住我的手说发现了纳斯达克涨跌的秘密。每个人都疯狂，我总觉得有点儿不踏实，觉得需要找一个不是那么浮躁的地方。因为我跟石建明关系非常好，所以我也决定加入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