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明末时如果关宁铁骑真的能够打败后金，是否就不需要筑堡垒了。其实修堡垒在组织效率较好的时候是可以的，很稳的一种方式。 但确实有前提，比如组织效率较好，财政较为雄厚，军事安排稳定等。首先修城或者堡垒都是需要一定规模的，毕竟要放一定数量的守军，在一定规模的前提下，本身费用不是理论上这么少。背书没用啊，不能改变不断加高辽饷的事实，辽饷也是农民揭竿而起的诱因之一。
再说泥土多便宜，也不能忽视经费各种吃拿卡要的额外成本啊。其次，对方不是坐看你修城，在你打地基的时候，它就开始袭扰了，反反复复，造了拆，拆了再造，中间的消耗很难算谁消耗更大。等城造完了，还要另行维护，攻城后的修复等维护费。这些账，都不大好算，说自损八百或者八千，大抵都是感性认识。
实实在在的论据是要数据分析并且对比的，而非简单的比较史实。时代朝廷的组织效率、财政状况应该是明显好于崇祯时代的，崇祯时代恶性循环众所周知。可以拿辽饷占总体财政比例来说事。崇祯时代的党争仍然继续，财政缺每况愈下，两者结合起来，才叫所有平辽方略都是纸上谈兵，孙承宗不是没干过。
但是因为党争自己造的堡垒被活生生放弃的感觉吗，所以纸上谈兵没有意义。哪怕方略可行，财政勉强承受，但是阉党拿去送人头你扯再多也没用啊。再说财政，己巳之变事实上造成朝廷财政的最后一击，之后明朝收税基础开始毁败，很显然，朝廷是没法向广大的造反群众收到税，从而无力支撑袁的经略。崇祯三年辽饷又一次加派，是因为崇祯二年的己巳之乱，明军大败，需要弥补蓟镇；
而己巳之乱中，如果不是崇祯将袁崇焕下狱，本来后金是必败的局面，即使不被灭，也差不多被打残，在袁崇焕的沿海路推进战略下，如果不是崇祯瞎搞，别说崇祯三年的加派不会有，甚至辽饷都不会有了，因为后金已经亡了。辽饷问题别抠字眼。孙承宗是造城的，刚开造就有一百多万两的缺口，这缺口后来虽然少去，但仍然有缺口。但我们要看，崇祯朝的征税问题大，还是前朝的问题大，崇祯征税几乎只面向劳苦底层民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程度是要区别的。还是老观点，造城其实没错。
但是在崇祯朝造城，是不可行的。因为首先要把崇祯给收拾了。己巳之乱其实就是对这种纯粹理论派的打击，而且它的发生至少比理论上的推理合理多了。首先，要对付的是多疑，水平较低的崇祯，以及让他更加多疑，更加瞎搞的党争。然后，不能只在关锦埋头造城，造城形成财政缺口，蓟镇分配的就相对少了，当然，理论派可能关锦和蓟镇都能造一片那就无话可说。并且得确保蓟镇防线万无一失，毕竟后金绕进你家，猜这账党争高手和多疑高手崇祯会算给谁？
而绕道突破对该地带的经济破坏损失，必须也考虑进去，这不是单纯造城可以比拟的。该地区的税基的破坏，朝廷另找地方征收，加重了内部揭竿而起隐患。己巳之乱袁着急回防，其实也是心里没底，而且回不回都是锅从天上来。问题很大。综上，我认为，其实所有平辽方略都是纸上谈兵除非在孙承宗刚造城的时候，预算能扣出一块，预见性地增强蓟镇的防线。也就是需要理论派开天眼了，并且还能解决掉党争瞎指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