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中国清朝时期官员俸禄普遍采取“低薪制”，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曾国藩从翰林院编修起家，九年的时间做到了礼部侍郎，后来他由文官转为武官，后又因功被授予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最后做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可以说，曾国藩的仕途颇为顺利。然而，曾国藩一生却清贫困苦，入不敷出。曾国藩的经济困境来源于清朝的“低薪制”和其不以敛财为目的的做官宗旨。一、“低薪制”导致的低俸禄
曾国藩家境平常，家中田地人均12亩半，虽然不富足却也自给自足。曾家以务农为生，曾国藩一生勤奋节俭，为补贴家用，曾经与弟弟课余时间放牛、砍柴，甚至在卖过菜篮子。曾国藩的爷爷依靠耕种积攒下来一点家业，把读书科举的期望寄托在子孙身上，因此曾家也是耕读传家。曾国藩的科举路并不顺利，第一年进京参加考试没考上，第二年进京家中就拿不出路费，只好借32串铜钱，到京时，花的只剩下3吊。
曾国藩27岁中进士，29岁赴京做翰林，起步官职为从七品，30岁那年留下了一整年完备的收支账目，曾国藩身居七品翰林时，一年的俸禄加上其他收入相当于现在25000多元人民币，每个月才2000多元人民币。曾国藩当时收入不多，支出却不少，当时曾国藩妻小都在京都，再加上曾国藩喜交往、爱藏书，日常的生活开支并不会少。
曾国藩剧照
道光22年，曾国藩的仆人跟曾国藩吵了一架后居然收拾东西回家了。原因很简单，曾国藩家里太穷了，几个月没有给家里的仆人发薪酬，真可谓是“今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32岁时曾国藩被任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这是一项肥差，极大的缓解了入京三年以来曾国藩的财务危机，让困窘的曾国藩终于舒了一口气，即便如此，曾国藩在四川行程以前购置衣物的清单上明确注明蜜蜡朝珠“要买假的”。
不仅基层京官穷，高层京官生活也是捉襟见肘。曾国藩随着官职上升到二品大员，法定收入不断增长，但同时儿女增多家庭开支加大、相应匹配的排场和租住的宅子开支也加大，且曾国藩到41岁时虽已兼任五部侍郎，却唯独没有肥差户部，因此法定收入并没有高到足以覆盖全部开支，况且曾国藩人生奋斗并不以敛财为目的，所谓的灰色收入同样不够补齐开支所需，故其仍是依赖借债维持京官应有的体面。
经济的掣肘甚至让曾国藩十二年京官生活不曾回老家，37岁时他在家书中说去年以来每天想回老家，但北京已欠了近一千两白银，回家又需数百两，实在难办；40岁时他在给老家友人的信中说，本来想马上回家，但欠债较多，商人们又不肯宽限我，这事就拖下来了。
曾国藩的家族观念很重，其家书通信反映出曾国藩经济稍宽裕就希望自己能改善家人的生活，并接济那些穷困潦倒的族人，实际上京官的头三年，曾国藩的法定收入只够覆盖开支的约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会寄财物回老家，承担家族责任。
不仅如此，曾国藩自身在经济紧张借债度日时，还会再把自己的钱借给朋友，41岁时也是他任京官的最后一年，他在偿还自身外债的同时还嘱咐儿子将心比心不要向朋友们催债，可见曾国藩的喜交往不能说尽出于功利之心，而颇有温暖的侠义之气。
穷困的京官曾国藩一直在等待公费省亲的机会，即去临近省份做主考官时顺便回家，可惜造化弄人，当他41岁时终于抓到了这一机会往湖南赶来时，母亲却于一月多前去世了，离家十二年的曾国藩就这样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从29岁做京官开始，曾国藩的举债生活大致持续到了五十岁出头，在其任两江总督多年之后才全部还清。二、掌握湘军财政大权却不为自己敛财
曾国藩在写给家人们的信中定下了自己做官不以敛财为目的目标，说自己从三十岁以来便认为做官来发财为可耻，把官家的银子放入自己囊中为羞耻的事情。他在神明面前发下重誓，自己绝对不会依靠做官来敛财，把自己贪污的财产留给子孙后代。
清朝腐败盛行，官员在“清廉”和“贪腐”之间呈现两极分化。军队实行“低饷制”和文官实行的“薄俸制”一样，都透露出封建时期皇权至上的腐败性，而低饷制造成的贪腐问题已是非常的严重。军队训练水平低下，军官克扣军饷，吃空饷、道德败坏等问题在清朝屡见不鲜。
曾国藩故居
曾国藩一手创立湘军后，湘军的筹饷权完全归曾国藩所有，为了筹措军饷，曾国藩以“抑豪强、摧并兼”的口号，以组建团练的圣旨为武器，强行向湖南地方富户、乡绅进行募捐，为此曾国藩不惜与左宗棠交恶。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也不在少数，何况他又有绝对的财政权，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近三千万两，能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但凡他有一点敛财的想法，上下其手，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轻而易举。然而曾国藩把军饷用来组建团练，鼓舞士气。
湘军时期，他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差，衣食住行方面也非常的不讲究，甚至请客时用一个破瓦盆，对家人的要求也是严苛到不近人情，他的妻子在家都没有余钱可以使用，而且还要事事躬亲，洗衣做饭，纺纱织布，无所不为，除了曾国藩的妻子，曾家的女人们也是非常的辛苦，也要一直从事劳动。
当时总督一级下属的进贡平均每年十八万两，但每当下属给曾国藩送礼时，这些进贡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气推脱不掉，他只收其中一件最廉价的东西，其余全部退回，比如按照惯例知府为他置办总督府，配送了各种昂贵的物品，他只挑了七卷草席；下属给他送几大包金银珠宝，他只收了一顶小帽。总督时期，曾国藩寄回家里的钱，比京官时期还要少，平均每年寄回家里的钱只有一二百两。
需要说明的是，曾国藩家族并不都像曾国藩一样有鸿鹄之志，其大弟曾国潢就汲汲于财富和权势，自然以京官哥哥曾国藩为大旗与商贾联合，开拓家族产业，对此曾国藩多次劝阻，还捎话给地方官员劝诫曾国潢收敛。
但是曾国藩并不是刻板不知变通。53岁的曾国藩从太平天国手中收复南京，中断多年的江南乡试在南京重新举行，此时作为地方大员的曾国藩对正副两位主考慷慨大方，各类馈赠标准就高执行，扎扎实实让两位赚得盆满钵满，不虚此行。
要说这是什么收入，这当然是法定收入以外的灰色收入，但满清尊满抑汉，核心职位如国库官员尽用满人，这些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岗位往往仅法定的养廉银就远远高于其他清水衙门，汉族京官法定收入畸低引起的灰色收入泛滥就是满清统治者自身的罪过，官员的灰色收入也随着晚清财政的崩盘而逐步合法起来。三、灰色收入用于交际应酬
曾国藩位极人臣却一生贫困。孟泽曾经到过离湘乡县城80公里的乡间参观曾氏故居“富厚堂”，虽然名字是“富厚堂”，但却也是名不副实。“那是一所在乡间算得上宽大的房子，却也不如想像中的奢华，大院的院墙是土夯成的，所有的房间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痕迹”。
即便是这样相对来说很普通的房子，在当时，曾国藩却为弟弟花钱七千串修建如此“奢华”的宅子而感到自责，觉得自己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而曾国藩真正的出生和成长地也不是什么“黄金屋”，只是简陋的乡间住宅。
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这个官职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肥缺，但曾国藩的起居却穷得像个京官。外国人戈登在同治2年曾经见过曾国藩，在他眼里，曾国藩穿的非常的破旧，也非常的不讲究，衣服上还有油斑。曾国藩的..曾纪芬也曾回忆自己年少时母亲都没有零钱可以度日。
曾国藩的遗产只有一万八千两的养廉银，看似很多的养老钱，包括了他的养老和丧葬。事实上，这笔钱也并不丰裕，因为他的丧事就花了一万多两银子。他真正的遗产一个是“富厚堂”的宅地，还有就是书籍。
他死之后，他的孩子生病还要向别人借钱治病，位极人臣的曾国藩的子孙竟也如此艰难，可见曾国藩确实算的上是一个清官，他表面上和光同尘，收受礼物，但骨子里清廉刻苦，收来的礼物他自己心中都很清楚，这些礼物也被他用在了公务上，并不逾矩。
但正如老话所说，水至清则无鱼，如同海瑞那样清廉得一尘不染的官员固然让人敬佩和赞扬，但也并不实用，仅仅这样的作派也注定成不了大事。曾国藩虽然在钱上不贪不念，但是作为地方大吏，曾国藩也有灰色收入。身在官场，拜客戏酒，应酬走人情，曾国藩和一般官僚并无不同，只是，他会在不能免俗的同时，尽量降低规模，不给下属造成困扰。
《曾国藩的正面与反面》作者张宏杰说：“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曾国藩不像海瑞一样自苦和自虐来达到所谓 “清官”的标准，在曾国藩为官的终身，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的尊重，人情往来，十分周到。“他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大部分的官员一样，送礼请客，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四、总结
曾国藩是一个“非典型清官”，他的收入既有来自俸禄，也有灰色收入。但是他把钱都用在了公务上，而非进了自己口袋。曾国藩29岁于1840年起进京做官，其擢升期正好遭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使清政府一步步陷入低谷的事件，身处行将倾颓之大厦，却依然能如定海神针般为国运考量并孜孜以求，中兴之臣名至实归。历朝历代，皇权政治的坍塌，往往是从贪开始的。从这一点看，曾国藩堪称“补天”之人。
参考文献：
《曾国藩的正面与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