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代最具特点的制度之一，节度使制的出现与唐高中以来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正是为了对抗愈演愈烈的外患，自唐睿宗景云二年以来，以河西节度使为首的九大节度使开始在唐朝的西线和北线战场建立。这些节度使的权力，几乎达到唐代以来地方官员权力边界的极限，一方面，他们可以如观察使一般监察地方官员，另一方面由拥有刺史身份，可以对地方的财权进行干涉，最后，他们“兼治军旅”的将官属性，更是让他们拥有了最为暴力的国家机器。
三权合一之下，这些节度使的存在，无疑是对中央权威的弱化。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而言，这种远超以往的权限下放，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尤其是地方财政权力的旁落，几乎使得唐朝失去了制约叛乱节度使最后的枷锁。如果从制度的架构来看，这无疑是唐朝统治者的一种失策。但是，节度使的建立并非在玄宗皇帝逐渐怠政的天宝年间，相反，这是玄宗乃至高宗时期就已经进行的制度改革，相比于玄宗晚年的昏聩和懈怠，刚刚登上帝位的唐玄宗无疑是一位英明的中兴之主，那么他又为何会坐视节度使失去制约，最终尾大不掉呢？
笔者认为，这一切还要从唐高宗时期说起。一、唐朝军队战力的下滑与募兵制的兴起
与太宗时期不同，经历了“武周代唐”事件的唐朝，朝廷内部因政见不和而产生的矛盾酿成了极为惨痛的后果。
这些内乱的发生，制约了唐朝对外战争的实力发挥，并最终导致朝廷在西线和北线战场的屡屡失利，原本臣服的吐蕃再次反叛，已被灭国突厥第二次崛起、就连曾经被朝廷的羁縻政策笼络的奚和契丹两族，也随突厥一同反唐，就连在宋代历史上一直亲近中原的南诏也在此时出现异动。
可以说，开元时期，唐玄宗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纷争不断的大唐。
与此同时，大唐边军的战力日渐衰弱，贞观十二年，吐蕃倾巢而出，以二十万大军入侵大唐松洲，却被侯君集以五万步骑击溃，松赞干布不得不“引兵而退，遣使谢罪”。
然而，到了高宗时代，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态势却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大非川之战，十余万唐军却被吐蕃尽数歼灭。虽然两次战争的胜负之别与将领本人的才能有着一定的关系，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时期唐朝军队战力的下滑。
这种战力的下滑与府兵制度的衰落有关。
与玄宗后期所推行的募兵制不同，唐代府兵制是一种基于均田制基础的兵农合一之策，大部分府兵除了在战时承担军事任务以外，在平日里他们还需通过耕作来养活自己。
虽然为了保障府兵的战力，唐代的府兵大多时候无须承担徭役和纳税任务，但事实上，随着均田制在唐代逐渐遭到破坏，府兵赖以谋生的立身之基也宣告消失。
正因如此，原本由府兵自己承担的军备成了压在府兵身上最为沉重的大石，一些被录为府兵的百姓甚至不惜自残身体来规避军役，这种状态下，曾经在太宗朝发挥重要作用的府兵制已然名存实亡。
正因如此，自开元十年开始，在宰相张说的建议下，“召募壮士以充宿卫”的募兵制开始尝试推行，在一开始，这一制度仅仅在京师的卫戍部队中实施，但“旬日得精兵十三万”的良好效果，使得玄宗开始认同这一新政的意义，这种由国家直接供给粮饷的职业军人，开始代替府兵成为唐朝征战四方的最大助力。
但与府兵制相比，募兵制的一大劣势同样十分明显，这些职业军队的所有花销均需朝廷供给，春冬衣、身粮酱菜、军马、甲仗之费，都由朝廷统一调度支配，相比于武器马匹乃至军粮均由自备的府兵制，募兵制的消耗无疑是巨大的。
而唐朝最初施行的赋役制为租庸调制，相比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两税法，这种税制的征收尙显粗糙和原始，《唐六典》记载；“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相土所产綾、绢、跑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緩、頭、絶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曰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曰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
从赋役的征收和标准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租庸调并没有强调土地的多寡与税赋之间的关系。贫富之间征收的赋役并无明显区别，在过去，因为府兵制近乎自给自足的特性，唐朝的税收与支出间并没有太过不协的情景出现。但随着募兵制对府兵制的取代，这种粗放的税制下，唐朝所能征收的税赋已经无法满足供军的需要。因此，建立一种更加高效的税收体系已经成了唐王朝迫在眉睫的需要。二、粮饷调配之困促使节度使得以掌控地方财权
由于募兵制的存在，税赋的征收和军费的开支之间，开始出现巨大的财务缺口。针对这一问题，这一时期的唐朝并未选择后世所熟知的两税法重新协调税率和扩大征税对象，相反，整个国家机构开始依靠各地加派杂税来缓解矛盾。
但与租庸调不一样的是，因各地经济状况不同，杂税的征收往往需要与当地的实情相结合，而这也是为何节度使会拥有地方财税大权的原因。
如果仅从中央集权进程的演进来看，节度使的设立几乎可以被视为“历史的倒车”。但事实上，这种制度的设立却几乎是当时唐朝的最优解。
其中的缘由不仅仅在于军饷的征收上，相反，它的调配难度才是关键。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对外战争规模和时间的增加，维持常备军军粮补给的屯田制几乎在沿边全面得到推广。以《通典》的记载为例，“凡天下诸军州营屯总九百九十二”，但是，这些由屯田获得的粮草，在理论上却只能由朝廷的户部进行管理。
由于不受节度使支配，在开元初期，各地节度使根本无法保证自己所统率士兵的军粮补给安全，一旦由于地方供粮出现纰漏和差错，这些为国奋战、驻守屯边的将士，就将陷入无粮草可继的窘境。
如果我们回顾开元时期节度使掌控财权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一权利的获得往往不是节度使主动索取，相反，正是因为这一阶段战争烈度的提升，以及募兵制下军饷耗费剧增这一内部缺陷，才最终让节度使得以毫无顾忌的掌控财政大权，而作为唐朝中央，甚至还需要在这一时期主动配合他们的“夺权”过程。
三、玄宗的制衡之策及失效原因
开元时期，唐朝一共设立了九处节度使以及一处五府经略使（地位略低于节度使），从其管辖的范围来看，这些节度使和经略使几乎囊括了唐王朝所有边陲重镇。
如果考虑到这点，我们就很难把节度使的崛起原因全然归结为玄宗的忽略。事实上，即使是一个完全不谙政治的普通人，在看到此时唐朝的疆域区划时，也将意识到节度使可能造成的危害。
那么，尚未变得昏聩的玄宗又如何会坐视节度使的壮大呢？
事实上，玄宗也的确为节度使设立了诸多“保险”。在开元年间，节度使并不是武将的代名词，甚至可以说，早期的节度使中，有不少都来自于中央的宰相。
这些宰相，兼任节度使一职，即是唐廷对其的信任，但同时也是玄宗初年宰相官职泛滥的结果。
中宗时期，由于韦后及太平公主的擅权行为，大量以幸进封官之人充斥朝堂。
这些官员由于任命状为斜封，且文书上的“敕”字以墨笔所写，与正式官员不同，故名“斜封官”或“墨敕斜封官”。最多时，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听事以居”。而原本身份清贵的宰相一职也无法幸免这种泛滥的现象。据史料统计，这一时期的宰相数量最多时可达十余人。
正因如此，在玄宗即位后，整顿吏治成了玄宗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与幸进的“斜封官”不同，这些宰相虽同样有滥发之嫌，但其能力尚可。这也是他们被玄宗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这种以宰相兼任节度使的惯例，在开元年间一直得以保持，与边将不同，这些宰相的根基和人脉皆源自朝廷，一旦反叛，很容易便会被扑灭。而另一方面，这些宰相虽任职地方，却往往会在任职几年后回京，有的甚至能凭借功绩重新掌权。
但是，随着玄宗逐渐老去，这一惯例却被逐渐强势的权相所终结。以李林甫为例，他任相期间，朝堂上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倾轧和攻讦日渐剧烈，正因如此，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们不再拥有兼任节度使的可能，也断绝了重新临朝任相的机会。
相反，从开元二十一年之后，大唐常设的九大藩镇中，安思顺、哥舒翰、安禄山、高仙芝、夫蒙灵詧，这五位胡人蕃将几乎掌控了所有藩镇力量，他们或一人兼任多职，或久任一地节度，盘根错节下，原本被朝廷所掌控的藩镇开始彻底失控。四、结语
藩镇节度使的建立，虽然始于高宗，但真正将之发扬光大的，仍是我们相对熟悉的玄宗皇帝。这些执掌藩镇军政财权的军阀，其实是唐朝针对日渐紧迫的边境危机所做出的应对和改革。
从其权力的获得来看，其财权的获取并非是唐朝统治者的失误，而是基于募兵制这一基础所不得不为之的放权。对于这些藩镇，唐玄宗并未完全失去戒心，但是其最初设立的宰相任职节度使的惯例，却随着朝堂内部的斗争加剧而被迫中止，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并不为朝廷所重视的胡人蕃将却成为了最后的赢家。这样的结局，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参考文献：
1、《唐六典》
2、《旧唐书》
3、《唐大诏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