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朝廷中枢控制地方的主要手段之一。从秦朝开始，地方监察制度已经明确出现在史书上。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虽然各个朝代的地方监察系统都各有不同，但无一不是极大地加强了朝廷中枢对地方的控制，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不过，虽然地方监察系统能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地方的稳定，但随着时局的演进，当地方局势产生变革时也会带动地方监察系统的变化。这一点，在唐朝的政局变化和其地方监察系统的演变关系上显得尤为明显。一、唐朝建立之初，地方监察系统的建设主要承袭隋朝的旧制，但等到唐朝统一天下后，地方监察机构有了很大的改进。
唐朝地方监察制度在最初是粗暴地照搬隋朝的地方监察制度，这并不是说唐朝统治者对地方监察制度不上心，而是受限于当时的局势，不得已而为之。
唐朝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唐高祖李渊从太原起兵开始，唐朝就一直遭遇着来自各方各面的挑战。
譬如在李渊为起兵做准备之时，就被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发现，并密谋杀害。若非晋阳乡长刘世龙密告，李渊很有可能就已经身首异处了。
起兵之时又遭遇突厥大军来犯，若非李渊胸有丘壑，摆下空城计将突厥大军吓退，只怕新生的唐政权就要就此消逝于战火之中。
即便是进军中原以后，唐朝所面对的局势也不容乐观。洛阳王世充、河北窦建德以及后来的刘黑闼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大军阀。为了应对这些虎视眈眈的大军阀们，整个唐朝的行政体制都必须为战争服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建立之初的地方监察制度几乎完全没有变化，照搬隋朝旧制。而且，由于隋朝的地方监察制度大多适用于和平时期，所以唐朝方面为了适应局势，在很多方面都做了适当删减，或者干脆就是对一些条款视若无睹。
不过，这种情况在唐朝统一天下后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唐朝统一天下后，面临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地方军阀与唐王朝之间的武装冲突，而是周边国家政权与唐王朝之间的国际纠纷。主要矛盾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唐朝内部政策的调整。
唐王朝的统治者明白，只有一个稳定有力的内部环境才能支持起唐朝抵御外部侵略的战争，所以在唐朝统一天下后，唐朝统治者立刻着手将战时制度整改为和平制度。地方监察系统也是在这个时期得到明显改善，并逐渐趋于完备。
唐代地方监察制度上承魏晋南北朝，下启两宋，不仅对秦汉以来的地方监察制度作了重大调整与改革，也为后世封建王朝改良地方监察制度提供了范本。
首先，从具体制度方面来看，唐朝继承了北周以来御史台随时派遣御史巡察地方的制度。并形成了监察御史巡按州县的政治惯例。
其次，在职能方面，唐朝地方监察制度既总结和继承了秦汉以来我国地方监察机构的职能，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使得地方监察体系更为完备。
最后，就监察权方面而言，唐朝地方监察机构不仅加强了对狱政和官员的监察，还取得了部分司法审判权，对地方财政经济也增设了监督权，并且还有监军、知馆驿等各种权力。
由此可见，唐朝统一天下后，地方监察系统从政治、经济、军事到司法，无所不察，形成了监察职能上的多样性和变通性，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说，秦汉时期的监察机构还是刚刚搭起框架的话，那么到了唐朝这个时期，封建监察大厦已经建立，其规模之宏大，管理之井条有序，内部组织之分工严密，监督部门之互相制约，都超过了前朝任何时期，从而使唐代的监察组织自成独立的体系，为以后历代王朝之楷模。二、武则天执政时期，地方监察机构异化为打击政敌的工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地方监察系统的监察权力，但对于地方安稳的维护作用反而有所下降
唐朝地方监察制度的第二次大规模变动发生在武则天时期。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的传奇事例不仅成为古今无数进步女性挣脱封建枷锁的指导，也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一记响亮耳光。
但是，不管武则天以女性之身称帝造成了多大的历史影响都难以掩盖其在位之时的时局危难。
早在武则天尚未登基即位，唐高宗李治在位之时，宰相上官仪就曾经请求废后，而且其一番言辞也让李治亦以为然，当即命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武则天几乎已经被上官仪推到了悬崖边上。
若非当时李治身边的近侍中有效忠于武则天之人，及时将此事告知武则天，那么武则天很有可能要就此沉沦，不说日后的改朝换代，登基称帝，只怕是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即便是其临朝称制以后，局势依旧不见好转，因为反对武则天弄权，先后有徐敬业，琅玡王李冲、越王李贞等人起兵讨伐。虽然这些叛乱最终都宣告失败。但此起彼伏的兵乱依旧给武则天的政治声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而且，虽然唐朝并不盛行分封制，但李氏皇族外派各地担任行政长官之事时有发生。这就直接导致了武则天虽然对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掌控力极强，但对于外地却有些捉襟见肘。
于是，为了稳定局势，同时也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武则天对地方监察系统做出了巨大的调整。
武则天时期，唐朝中枢增设了右肃政御史台作为专职按察地方的机构，不过，右肃政御史台虽然承担着监察地方的职责，但其主要任务却是盯着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李氏皇族，所以这个机构在设立之初就显得有些异化。
此外，武则天还下令制造铜匦置于洛阳宫城前，分为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四匦，随时接纳臣下和各地平民的表疏。此举虽然算得上广开言路，对稳定当时的朝政起了重大作用。
但此举亦大开告密之门，规定任何人均可告密。凡属告密之人，国家都要供给驿站车马和饮食。即使是农夫樵人，武则天都亲自接见。所告之事，如果符合旨意，就可破格升官。如所告并非事实，亦不会问罪。
这就造成了武周时期格外恐怖的告密之风盛行，朝中官僚，尤其是执掌机要者大多终日惶惶不安，对国家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三、安史之乱以后，地方监察权力收归地方行政长官，这虽然有利于加强地方实力，对防御战争等恶性事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使得本就式微的地方监察权力几近消亡
唐朝地方监察机构的第三次大规模变动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之乱是中原大地的一场浩劫，根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这说明经过战乱以后，中原百姓人数锐减，各地治安也趋于崩溃，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地方行政系统也几近于无，整个大唐帝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正是因此，安史之乱也成为整个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并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唐王朝只能令他们在名义上臣服，却无法干预其境内之事。
这一情形令其他军阀羡慕不已，故而在此后的事件里，淄青李正已，宣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再受唐朝中枢管辖。
藩镇割据的滥觞不仅使得唐朝损失了大量的国力，也迫使其不得不将仅有的国力用在应对各地藩镇之上。而且由于各地藩镇与唐朝中枢龌龊不断，故而安史之乱以后，整个中原大地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战火之中。
正是由于如此巨大的局势动荡，唐朝不得不对自身的行政体制做出巨大的调整，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唐朝的地方监察体系。
至肃宗至德、乾元时期，地方监察体制一直处于调整阶段。而调整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紧抓东南地区。
因为唐德宗贞元之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州县逐渐减少，朝廷仰以维持统治的财用基本上来自东南地区。为了牢牢地控制这一经济命脉，德宗以后的历朝皇帝都加大了对东南地区官员的监察。
此外，安史之乱以后，在地方还出现了监察、行政一体化趋势，即所谓的：“方镇重任必兼台省长官”。
节度使多带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衔，集军事、行政、监察大权于一身。从此，地方监察体制遭到彻底破坏，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唐朝正式进入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的国之将亡时期。
虽然唐朝的地方监察系统一直都在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但依旧不可否认它在制度层面是领先于以前朝代的。
而且当唐末的烽烟渐息，赵匡胤重新收拾河山之后，宋朝的地方监察体系也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唐朝的地方监察体系。所以，唐朝的地方监察体系依旧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新唐书》
《资治通鉴》
《旧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