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历史性格并非由什么信仰独立发展而来，而是人的自觉理性决策。
对其后3000年中国的历史政治，产生着绝对性的影响，这里我们看到了儒家“实践理性”的形成机制。
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敬德”，不能做到这点，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广泛质疑，就会被“革除天命”。这个历史规律至今任然具有可适性。“道民以德”，而不是“道民以刑”，才能传之久远。
西周早期其实还走得更远，他们并不那么“信天”，也不是全然地“信命”，而是“天把不可信”，对天命的永恒性有怀疑，但是基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刚刚从多神的殷商夺过政权，还没有成熟的政治和认知模式，要知道同时代地球上其他所谓的民族可能还在树上呢。因此，不可能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且这个民主政治也不过才成型百年左右，在历史的长河中实在不算经得起检验的模式。
这种对天命的怀疑，使当时的人们逐步着重于人事的努力，否则“天命”就要有被革除的危险。
“勤于民事”，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认知局限下，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儒家采用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的实践理性态度，就是我们现在成为科学态度的这种思想。这种思想一直都是儒家思想的主轴。
黑格尔先生尊来贬孔，是在是他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至少不能算是完整的人本主义，走的是尼采超人哲学的一路，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同时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一路，也就是纳粹的那一路，其对人类的危害，从世界大战中都看到了，历史的事实就放在这里。
回到儒家，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儒家思想的重生注入新的活力，但不能说就因此变成了“新儒家”，而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论。
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人，什么科学哲学物理学......都不会存在，这好像有佛学唯识论的观点了，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