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河对岸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实施变法以图强。作为地处中原腹地，强敌环伺、疆域又最为狭小的战国七雄--韩国，其地缘政治最为险恶。为了图存，韩国也不得不变法，虽各国的变法主导者主要都为法家思想流派，但其变法的着重点并不同。韩非子在总结战国法家思想时，就坦言道：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
“术”，即是君主统治的权谋，申不害认为君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敌国势力，而是国内的大臣。故而，申不害主张“术治”，即通过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以巩固君权，实际上就是背离道德传统，而提倡一种特务统治。
传统儒家提倡的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可以说是君权时代的唯一正道，也是历朝历代都不得不遵循的“治国以正”。而“术治”却违背正道，尽管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很喜欢耍弄权术，但绝没有如此堂而皇之。因为，“术治”的必然结果是：君使臣以诈，臣事君以奸。君主跟大臣斗心机、耍计谋，国家必然遭受劫难，而走向衰弱。
韩昭侯与申不害，表面上看是能君贤臣，使得弱小的韩国强盛一时。但实际上，却为韩国的彻底衰弱埋下了祸根。以君主一人之心力，又怎么能斗得了整个官僚集团，能当官的都是有相当智商的，表面上是君主圣明，玩控群臣于股掌之间。实际上，往往是臣子把君主玩了。
在《战国策》中就记载了一则故事，魏国围困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韩国求救，韩昭侯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而申不害也摸不清韩昭侯心意，怕自己的意见不合韩昭侯的意，便对韩昭侯说：此是国家大事，容我深思熟虑。随后，申不害就鼓动韩国著名辩士赵卓、韩晃，让他们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救赵之利弊，而申不害在旁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最终，申不害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而进谏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很高兴，愉快地听从了申不害的意见。
而作为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圣君--李世民，实际上也喜欢玩权术。据《资治通鉴》记载：...上（李世民临终之际）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将李勣贬官），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唐初，有丞相之职），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而李勣又是何等的聪明，又岂能看不透，结果接了诏书，家都没回，直接赴任了，李世民的“聪明之举”让李勣的内心彻底凉透。李世民去世之后，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同年就将李勣召回，拜为尚书左仆射。而李治性格仁弱，缺乏主见，在那场著名的“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的事件中，一直拿不定主张。于是，李治私下征询李勣的意见，李勣回答道：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于是，李治才下决心废了王皇后。
李勣不愿参与“废后”事件，实际上就是对李世民耍弄权术的“投桃报李，这一事件也给此后的李唐宗室几乎带来灭顶之灾。
明朝崇祯时期也是一样，皇帝想与后金（满清）议和、想迁都南京，从客观条件上来讲，这都是比较理性的选择，但就是没有大臣愿意附和。以致，崇祯恼恨：文臣个个可杀。而明末的政治之所以如此僵化、败坏，本质上也是“术治”的必然结果。
申不害的“术治”虽一时加强了君权，但从长远看，却使得韩国的政治变得乌烟瘴气、浑浊不堪，君臣开始离心离德、勾心斗角，自此韩国不断内耗，再也没有能力争霸图强。申不害不但毁了韩国，也给此后的政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