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沿线城镇是与长江早期文明相伴而生并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长江城镇带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社会结构要素，从历史长时段深刻认识长江城镇带的历史角色，对于在新形势下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中的“稻作文明”，深远的影响着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长江文明是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的总称，始于公元前5000年，距今已经7000多年，与黄河文明并列为中国文明的两大源泉。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长江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也是长江文明为人类做出的巨大的开创性贡献。考古证据显示，长江流域（总体位于24-35°N之间）有着和黄河流域一样辉煌的史前文明，两者都是中华文明之源：长江文明以稻作文明为内核，黄河文明则以粟作文明为其鲜明特征。长江文明区域之广，文化遗址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堪称世界之最。
秦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与城镇发展的重心在关中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城镇稀少。魏晋南北朝以后，北方战乱频仍，经济遭受重创，人口大量南迁，而长江流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逐步追上黄河流域。建康(今南京)、扬州、荆州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中心城市，长江沿线城镇开始呈现带状分布的雏形。隋唐五代至两宋是长江城镇带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历史大势的驱动下，长江沿线城镇获得了蓬勃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横贯东西的城镇带。至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区域性生产分工的强化，长江沿线城镇得到全面发展，沿江城镇的带状化、体系化特征显著。近代以来，长江沿线城镇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交汇碰撞中，又成为我国早期工业化的先行地区。从几千年的长时段看，长江城镇带主要扮演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历史角色：
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战略支点。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重心南移，即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一过程持续了上千年。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我国经济以长江流域为主轴、以大江南北为核心经济地带的基本格局。这既是古代政治不断演变的产物，也是我国特有的自然人文地理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长江城镇带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经济重心南移以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为契机、以北方先进生产要素逐步向南方聚集为内容、以长江流域沿江农业区相继崛起为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些方面，长江沿线城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江沿线城镇是北方人口南迁的中转站或落脚点，是北方先进生产要素的主要接纳地，进而成为沿江新兴农业区的中心地。由此可以看出，长江沿线城镇在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它既是北南生产力转移的承接点、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