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春秋的“战争礼”，人们很容易想到著名的泓之战。很多人把这场战役看作是春秋“战争礼”遭到破坏的标志性事件，并认为春秋战争的风气变坏就是从这场战役开始的。
春秋时期战争
主要理由是：一、在这场战役中，宋襄公被看作战争礼的最后卫道者，宋国军事家子鱼则被看作是战争礼的破坏者。因为他在战中主张不按战争礼的规则出牌，战后又发表了一番著名战论，明确否认战争礼的一系列规则。二、宋襄公固守战争礼却以惨败告终，这足以成为反面教材，会加速后世人们对战争礼的否定。
但是实际上，以上观点并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子鱼并不是破坏“战争礼”的始作俑者。在这场战役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战争礼”已经遭到明显的破坏。二、在这场战役以后，“战争礼”并没有明显衰弱，反而出现了几起遵从“战争礼”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说，宋襄公这个反面教材，并没有起到明显作用。
泓之战对于春秋“战争礼”的破坏，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在春秋“战争礼”江河日下的这股历史巨潮中，泓之战只是其中的一段浪花，甚至有几分偶然。从两次著名论战来看春秋战争礼的破坏
春秋历史上，有两段著名的论战，一是泓之战后的子鱼论战，二是长勺之战中的曹刿论战。泓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38年，长勺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84年，比泓之战早了46年。那么在这场更早的战役中，曹刿有没有破坏“战争礼”的行为呢，当然有，而且非常明显。
曹刿论战
按照春秋的战争礼，双方需同时击鼓进军，正面交锋。但是曹刿却不按常理出牌，齐军击鼓，曹刿故意按兵不动，齐军三次击鼓后，他才命令鲁军出击。这明显违反了春秋所谓“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的战争礼规则。而在齐师败绩后，曹刿又命令鲁军乘胜追击，这也违反了春秋战争礼中的“不逐北”规则。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很少有人留意，曹刿在“论战”中说了一句话：“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断定，在曹刿所在的年代，甚至更早的时期，通过埋伏来袭击敌军，已经在战争中经常使用。否则曹刿也不会说出那句话。可见在长勺之战甚至更早的春秋前期，“战争礼”已经遭到破坏，不应该把这笔账算到几十年以后的泓之战的头上。子鱼在前辈曹刿面前，也只能算是一个“后浪”，不应把他看作破坏“战争礼”的始作俑者。
“后浪”
子鱼论战对后世战争的实际影响不大
子鱼的一番对“战争礼”的否定，对于后世战争究竟影响大不大呢？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并不大。我们通过泓之战之后的几次著名战役来说明。
一场是晋楚邲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晋国战败，准备渡河逃跑，但兵车陷入泥沼中不能动弹，楚国军队并没有乘机追杀，而是耐心指导晋军去掉车前和车辕上的横木，拔掉大旗。从而帮助晋军顺利逃走。这一事件被后世学者作为战争礼存在的明证而津津乐道。但是不要忘记，这场战役发生于公元597年，距离泓之战已经过去了40多年。
晋楚邲之战
如果人们把邲之战中的这件事当做战争礼的标志性事件，就不应该夸大泓之战对战争礼的实际破坏作用。因为这类彰显“战争礼”的行为在泓之战之后并不少见，比如公元前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军大将郤至在楚军阵中冲锋时，多次遇到楚共王的车驾，他并没有攻击，而是下车向楚王行礼，而楚共王也投桃报李，赠予郤至良弓一把，以示欣赏。
还有公元前521年宋国的华豹和公子城，二人互相以君子之箭对射，你射我一箭，我射你一箭，不偷袭，不躲避，类似于今天的决斗。最后华豹被公子城射死。以上提到的几次战争，作为战争礼的标志性事件，常常被学者引用来证明春秋战争礼的存在和影响，可以说是言必称之。
华豹公子城赭丘之战
然而这些战争均发生在泓之战以后。反倒是在泓之战之前能彰显“战争礼”的事件乏善可陈。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泓之战对“战争礼”的实际破坏作用并不大，更不应该被看作春秋战争风气转坏的标志。宋襄公不是“战争礼”的卫道者和牺牲者
人们之所以把泓之战误解为战争风气由好转坏的分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襄公。宋襄公在泓之战中似乎扮演了一个“战争礼”最后卫道士的角色。仿佛在他之前战争礼都是被遵守的，所以他恪守古训，无奈子鱼太坏，“战争礼”被无情破坏。
人们甚至有些同情宋襄公，其实如果对宋襄公多一点了解就会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宋襄公本人其实算不上一个仁义君子。主要有两件事，一、宋襄公很喜欢在小国面前耍威风，他经常召集各个小国家开会，有一次滕国国君迟到了。宋襄公就把他关押起来。另一位鄫国国君就更惨，直接被宋襄公砍下头颅，祭拜社神。二、宋襄公还纠集其他国家一起围攻一个很小的曹国。可见宋襄公根本不是一个仁义之人，他在凌辱和攻杀这些小国时，全然不顾“战争礼”，却在泓之战中却摇身一变成为“战争礼”的卫道者。这是极其荒谬的。
宋襄公（剧照）
对此，苏轼和苏辙两兄弟都有精准的评价。苏轼在《宋襄公论》中批评宋襄公“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苏轼认为宋襄公在泓之战中极力推崇“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都是虚伪的，因为他真的仁义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就不会因为小事就砍掉鄫国国君的人头，要知道“不俘虏国君、不杀国君”也是春秋战争礼中的一个重要规则。苏辙也指出宋襄公“国小德薄”“凌虐邾、鄫之君”“虽窃伯者之名，而实非也”。
由此可知，宋襄公所在的时代，战争礼的破坏已经很常见，宋襄公本人就是一个“战争礼”的践踏者。所以他在泓之战中的“仁义”，并不能理解为对“春秋礼”的正义维护，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怪异与偶然，因为这不是他的本性。
所谓“仁义”宋襄公
所以宋襄公不是“战争礼”的形象代言人，宋襄公的失败不能理解为战争礼的失败，而就是一场普通战争的失败。因此，泓之战不能看作“战争礼”被破坏的标志性战役。
综上所述：
泓之战就是春秋时期数百场战争中的一场普通战役，它不是春秋战争风气由好转坏的标志和分野。“战争礼”在春秋早期就开始遭到破坏，但仍然一直存在。这种“破坏”和“存在”贯穿整个春秋时期，和泓之战的关系不大。
泓之战既不是破坏“战争礼”的始作俑者，也没有对后来战役中的“战争礼”起到实质性的影响。子鱼对战争礼的破坏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宋襄公对战争礼的“维护”也没那么正义凛然。泓之战就是压死“战争礼”这头骆驼的稻草之一，但不是第一根，也不是最后一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