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独尊儒术，确立新的统治思想
战国后期以来，儒家广泛吸收阴阳五行、法家等诸子百家思想，形成新的儒学。他们主张的大一统思想、完备的王制理论和严格的尊卑等级观念，符合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一、建立和巩固社会秩序的需要。因此，自文帝以来儒学的影响不断增强。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丞相卫绾建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贤良。[21]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提高儒学在官学中的地位。次年听从丞相田蚡建议，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形成儒家独尊局面。武帝还接受董仲舒建议，建立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人，培养儒生官僚。
但在治政方面，武帝并非纯用儒术，而是广泛吸纳法家思想和手段，外儒内法。他重用的三位儒者董仲舒、公孙弘、兒宽，均“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22]。董仲舒把儒学引入法律，以《春秋》经义断狱。后来宣帝将汉代政治总结为“霸王道杂之”[23]，实道出西汉政治的特点。2.加强中央集权
（1）创立中朝。武帝即位后，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提拔一些资历浅、有能力的人，赐给他们侍中、给事中等加官，出入宫禁，参与决策，形成“中朝”（或称“内朝”）。外朝丞相职权被削弱。元狩四年（公元前119）设大司马官，冠将军号，以尊宠对匈奴作战有功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权势超过丞相。武帝临终前遗诏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佐年幼的昭帝，大司马领中朝取代丞相成为权力中心。
（2）加强京师军力。汉初，京师有南、北二军。北军负责卫戍京师，由中尉统率；南军负责保卫皇宫，由卫尉领导。地方郡县设材官，北方边郡设骑士，由郡尉和边郡长史统领。武帝于建元三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分别设立期门军和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军），隶属郎中令，加强近卫军力量。期门郎、羽林郎均从西北六郡善骑射者中选拔，骁勇善战，成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又创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隶属北军，加强京师守备。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中央与地方..上“内重外轻”、“以内驭外”的格局由此滥觞。
（3）完备监察制度。元封五年（公元前106），武帝将京畿以外地区分为十三州部，设刺史，秩六百石，每年定期巡视所部郡国，监察守、相二千石官和强宗豪右，以“六条问事”[24]。征和四年（公元前89）又置司隶校尉，专门监察京畿七郡及朝廷百官。
（4）推行察举制。汉初高级官吏主要来源于郎中令（后更名光禄勋）属下的郎吏。郎吏主要通过“任子”和“赀选”选拔。任子，指二千石以上高官任职三年以上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赀选，即具备一定家资可为郎。这一选官制度显然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武帝在董仲舒建议下，命郡国每年举荐孝、廉各一人，并成为制度，称“举孝廉”。又设举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特科。察举制通过“乡举里选”，以德才为标准，从地方选拔人才，拓宽了人才选拔的范围，是两汉最重要的入仕途径。
（5）削弱王侯力量。武帝时，诸侯王势力仍然很强大。元朔二年（公元前127），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颁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分割国土，封子弟为列侯。此后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朝廷不用削藩，就使王国面积自然析分、缩小。元狩元年，武帝进一步出台“左官律”和“附益法”，将仕于诸侯王的官吏称作左官，贬抑其地位，禁止官僚士人依附结交诸侯，私自在诸侯国任官。元鼎五年，武帝以宗庙祭祀时列侯所献酎（zhòu）金分量、成色不足为由，削夺106个列侯。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治民参与政事，对朝廷的威胁基本解除。
（6）任用酷吏，严刑峻法。武帝大批任用执法严厉的酷吏，打击地方豪强游侠势力。进一步严密法律，命张汤作《越宫律》27篇，赵禹作《朝律》6篇。律令合计达359章，死刑法令409条1882事，死罪判例13472件，汉律令规模至此达到顶峰，有“禁罔浸密”[25]之称。3.巩固边防，拓展疆域
（1）北伐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冒顿（mò dú）单（chán）于迅速扩张势力，控制了塞北广大地区，拥有控弦之士三四十万。汉初，匈奴不断侵犯汉边。高帝六年，匈奴攻马邑（今山西朔州），韩王信不敌投降。次年，高祖率32万大军前往征伐，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围困7日。高祖采纳刘敬建议，与匈奴缔结“和亲”，选宫女为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馈赠大量丝绸、酒、食物，并开关市贸易。惠、吕、文、景四朝均与匈奴续订和亲之约，但匈奴常毁约入侵，文帝朝最为严重。文帝十四年，匈奴骑兵甚至深入到距长安仅700里的地方。匈奴边患对汉朝统治造成重大威胁。
武帝即位后，决心改变以往被动忍让政策，全面展开对匈奴的反击。元光二年，汉在马邑设30万伏军，准备诱歼匈奴，被匈奴发觉，计划失败。元光六年，汉军首次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至元狩四年止，汉与匈奴发生大小战争十余次，其中，决定性战役有三次。
元朔二年，卫青率兵击败楼烦白羊王，收复河套地区，设朔方（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今内蒙古五原），并从内地招募10万人移民到那里。元狩二年，霍去病两次出兵陇西（今甘肃临洮），大败匈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4万余人降汉。汉在河西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卫青军重创单于部，追至窴（tiān）颜山赵信城（今蒙古杭爱山南）；霍去病军大败左贤王部，封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筑坛祭天以告成功，临瀚海（今贝加尔湖）而还。此役匈奴共损失八九万人，汉军损失也大。
匈奴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主力向西北远徙，出现了“幕（漠）南无王庭”[26]的局面，匈奴威胁基本解除。汉王朝在河西及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修筑长城、烽燧，派兵数十万屯田戍守，这一地区逐渐被开发。武帝后期，汉与匈奴又发生了一些战争，彼此互有胜负。
（2）西通西域。汉时将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称作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国家。汉初，匈奴征服西域各国，设僮仆都尉，强迫收缴赋税。
武帝即位后，为了联络与匈奴结仇的大月氏（ròu zhī）人共同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征募张骞出使西域。张骞西行途中被匈奴人抓获，十年后伺机逃脱，抵达已迁居妫（guī）水（今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已无意复仇，张骞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回到长安。张骞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自此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因此被誉为“凿空”。
元狩四年，霍去病在河西大败匈奴后，匈奴势力转向西北，西域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攻击匈奴。当时乌孙内乱，无暇他顾。张骞于是派副使前往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今阿富汗北部）等国。这些国家多派使节随汉使来到长安，与汉朝建立了联系。
元封三年，汉派兵征服北道的姑师（后称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控制了西域门户。元封六年，汉与乌孙和亲，将宗室女细君嫁给乌孙王，定都于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提克）的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太初元年，武帝因求购大宛马遭到拒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大宛，汉兵战败。太初三年，李广利率兵20万第二次西征，攻破大宛国都外城，迫使大宛讲和。汉声威大震，西域各国纷纷归附。
汉通西域后，形成了经由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两路，越过葱岭，西达大秦（罗马帝国）的陆上交通路线，进行丝绸等贸易，后人称为“丝绸之路”[27]。
（3）南平百越。秦末，岭南与中央联系断绝。秦灭亡后，南海尉赵佗（tuó）自立为南粤武王，高帝十一年封为南粤（越）王。高帝五年封闽越王。惠帝三年封东海王（又称东瓯王）。三国实际处于独立状态。吕后时汉与南越关系一度恶化，赵佗自尊为南武帝，屡犯汉边境。文帝采取安抚政策，为他修祖坟，随时祭祀，厚待亲属，派陆贾出使南越，令赵佗去除帝号，重新修好。
武帝建元三年，闽越围攻东瓯，在东瓯的请求下，汉将四万余东瓯人迁往江淮间。建元六年，闽越王郢攻打南越，汉发兵讨伐，郢的弟弟余善杀郢谢罪，汉立王孙丑为越繇王。后余善自立为王，汉封为东越王。元鼎六年，东越王反叛。次年，武帝派兵平定，将东越人也迁往江淮一带。迁往江淮的越人逐渐同..融合。
元鼎四年，南越丞相吕嘉起兵反叛。次年，武帝派10万大军平定叛乱，置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珠崖（治今海南海口东南）、南海、苍梧（治今广西梧州）、郁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合浦、交阯（治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治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治今越南广治西北）九郡。至此，百越地区全部受汉中央管辖。
（4）西南通西南夷。秦灭亡后，西南地区与中原联系中断。武帝建元六年，派唐蒙率兵千人出使西南，夜郎归附，元光五年在此设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此后又派司马相如出使，收降邛（qióng）、莋（zuó）等族，设都尉进行管理。元鼎五年，夜郎反叛。次年，汉出兵平定，在该地相继设立牂牁（zāng kē）（治今贵州福泉）、越巂（xí）（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治今四川汉源东北）、汶山（治今四川茂汶）、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诸郡。元封二年，汉出兵征服滇国，以该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汉在西南地区设郡管理的同时，也封当地酋长为王、侯，实行双重统治。
（5）东定朝鲜。秦汉之际，燕人卫满称朝鲜王，建立政权，定都王险（今朝鲜平壤），惠帝时对汉称臣纳贡。卫满逐渐征服真番、临屯，控地数千里。武帝元封二年，卫满之孙卫右渠不奉汉诏，汉派兵从海陆两道攻入朝鲜。次年，朝鲜大臣杀右渠降汉。汉在该地设置真番（治今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临屯（治今朝鲜江原南道江陵）、乐浪（治今朝鲜平壤南）、玄菟（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四郡。昭帝时，汉罢临屯、真番郡，将该地并入乐浪、玄菟郡。
经过汉武帝的开拓，汉朝的疆域较秦始皇时扩大了近一倍。4.统制经济，扩大财源
汉武帝连年发动战争，大兴功利，举措不断，很快将前朝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陷入财政困难。元狩年间，武帝开始任用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商人或子弟为官，实行经济改革，扩大财源。其改革措施包括：
（1）盐铁专营、酒榷。元狩五年，下令将盐业和冶铁业垄断为国营，由中央大农令进行统一管理，各地设盐官、铁官进行盐铁生产和销售。天汉三年（公元前98），武帝又将酒的酿造和贩卖收归国营，称作“榷酤”。
（2）改革货币。西汉前期铸钱质量差，盗铸严重，吕后、文帝时均进行过货币改革，但都不成功。武帝即位后数次改革货币，禁止私铸，也收效甚微。元狩五年始发行五铢钱，币重与其文相符，可是盗铸仍很猖獗。元鼎四年，武帝下令取消郡国铸币权，由中央上林三官（均输、钟官、辨铜令）统一铸造，提高铸造技术，防止盗铸。货币从此稳定下来，五铢钱长期使用。
（3）均输、平准。元封元年，下令在各地设均输官，将郡国须上交中央而中央充裕的物资，从出产地直接运到所需地出卖，减少郡国与中央往来运输的费用。同时颁行平准法，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贱买贵卖，平抑物价，调剂供需。
（4）算缗、告缗。元狩末出台缗钱令，规定工商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均须按经营成本申报纳税，违反者罚戍边一岁，没入资财。缗指串铜钱的绳子，算为计征单位，因此称算缗。同时开征车船使用税，并重申商人不许占有土地。任命杨可主持告缗，鼓励检举揭发，对不如实申报纳税者进行严厉打击。告缗波及全国，商贾中家以上大多被告，短短几年内，政府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