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澳门逐渐在广东地方政府的默许下，成为了葡萄牙商人的据点以及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教宗更是在1576年宣布正式成立澳门教区。这样，，澳门成为天主教向中国内地传教的一个基地。
在中国传教异常艰难，不仅皇帝禁止传教士进入，基督的教义也与中国的习俗冲突。为了归化中国人，传教士利玛窦将基督教儒家化，此举大获成功。到利玛窦去世时，天主教在北京、南京、南昌、韶州扎根。到明末清初时，这一数字已经扩大到20万。即便是经历了改朝换代，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其西方科学知识为统治者服务，赢得了皇帝的尊重，并参与清朝统治者的统治。
康熙对传教士颇为信任，对他们的才能也有较高的评价。南怀仁曾回忆称：“每日破晓我就进宫，立即被引入康熙的内殿，并经常到午后三四点才告退。我单独和皇帝在一起，为他读书和讲各种问题。”
17世纪中叶开始，沙皇俄国对清朝西北边陲屡次侵犯，酿成边界事端。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将目光转向北方，中俄双方军事冲突加剧，而中方优势越来越明显。为了和平解决边界争端，1688年，中俄两国政府议定进行边界谈判。
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和俄国讲和，以便可以无牵掣地去对付噶尔丹蒙古人。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个尽可能严格约束俄国人的条约”，“既要订立一个对俄国人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那么就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订立，也就是说，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来订立”。为此“他情愿暂时牺牲传统的中国态度和优越感”，“接受当时已经深入俄国的国际法的原则和办法”。
出于对汤若望和南怀仁的信任以及清朝官员没有国际法的概念，康熙对同为传教士的徐日升和张诚赋予重任，派遣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皇帝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随尔前往俄国。”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
此行极为不顺甚至不得不折返京，后来中俄双方经过磋商，同意在尼布楚重开谈判。中方再次组团于1689年6月离京。鉴于形势有所逆转，康熙授意索额图在划定边界上可以稍稍作些让步，即如果俄方坚持，可以让出尼布楚，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上次相同，徐日升和张诚随团前往。
7月13日，中国使团抵达亚布楚，俄国使团已在此等候。费耀多罗·亚历克塞耶维奇·戈洛文为俄国全权使臣。经过2个月的谈判，在徐日升和张诚的协助下，中方放弃了贝加尔湖以东的一些领土，但换取俄方撤离雅克萨的让步，最终于9月7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然而这些传教士并没有康熙认为的那样忠诚。
来自比利时的南怀仁有开辟一条欧亚陆地交通线的打算。这一方面是因为海上交通线极不安全。168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在那之前被派往中国的600名传教士中，只有大约100人安全到达。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减少对葡萄牙人的过分依赖。因为从欧洲到远东的航线是控制在葡萄牙人手里的。所以南怀仁希望耶稣会士在中俄谈判中发挥作用，达成一项“双赢”的和平协议。双方都将感谢耶稣会士的功劳，而俄国最后会开放西伯利亚这条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