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思想核心，是推崇法家思想。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管子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商鞅除了洞悉人性的好恶，还深知不同类型人的习性。他在推行变法之前，就洞见了人性的惯性思维，说：“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
普通人很容易被已经形成的风俗和习惯束缚，安于现状；而有学识的人，又很容易沉溺于学问，执着于成见。变法和革新，对这些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商鞅洞悉的人性，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历史是向前发展了，人性的根子，还是老样子。
以上，就是商鞅的5种超前思想。商鞅变法取得成功，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一是商鞅的才能；二是秦孝公的赏识和无条件支持。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纵观全局，商鞅本人和他主张的变法，都不是完美的，有功，也有过。诸葛亮的一句话，精确地指出其利弊：“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
毕竟治国、治世，不是面对一群机器人，二是面对天下有血、有肉、有情绪的人。合情、合理、合法，三者结合起来，互取长短，共同发挥作用，才是最佳的治理方案。
商鞅过度地推崇法治，抑制人的精神文化，时间长了，其弊端必然会逐渐呈现出来。到汉代，土地私有制的弊端就暴露出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了抵制这种土地兼并，董仲舒还提议恢复商鞅废除的“井田制”。
对比今天，变化又有多少？过去的田，今天的房。有钱人拥有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而城市里的穷人，连一套房都买不起，只能租房住。
读历史，你就会发现，人类几千年的发展，科技和物质是上去了，制度和精神方面，只是螺旋向上的循环。所以有人说，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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