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仲长统追随曹操,参与军政,他们之间在思想上也就互有影响。曹操吸引人才有他考虑的标准,他在建安十五年、二十二年都曾下令求才,又于十九年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特别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曹操曾下令说：
“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求才甚至放宽了尺度:“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史,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连“不仁不孝”的人才都不轻易放过,这是曹操录用微贱的人做官吏而企图冲淡士族势力的一种策略。仲长统所持的伦理道德观显然有和曹操相通之点。仲长统对“孝道”(愚孝)也不以为然,他说:“父母怨各人不以正,已审其不然,可违而不报也;父母欲与人以官位爵禄,而才实不可可违而不从也;父母欲奢泰侈靡,以适心快意,可违而不许也;父母不好学问,疾子孙为之,可违而学也;父母不好善士,恶子孙交之,可违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违而往也。”(见《群书治要》引)
仲长统提出对父母的六可违,简直是和孔孟说的“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故君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孝子”一套相对立,仲长统反对愚孝,而提出新的伦理观点,和曹操汲引“不仁不孝”的人才而见诸明令,也是对“用人唯贤”的传统的挑战。鲁迅先生对曹操的求才令也认为“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