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征楚之役，以包茅不贡为辞，而不问弑杀周昭王之罪，其怯楚之心可知。
楚国为周之异姓诸侯，爵微国小，自立国之初，即深受江汉诸姬歧视。其“不与中国之号谥”，以蛮夷自居，实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毋宁说是遭受歧视后的强烈反弹。这种“受难”情结，历代以来已经固化成楚国上下的基本价值观了。
齐桓公南征，迫使楚国进贡包茅，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楚国吞并江汉地区各诸侯的既成事实，是齐桓公和楚成王两个大政治家形成的默契双赢局面。
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同姓诸国如卫、曹、郑等，都不怎么礼遇他。对他客气的，齐桓公、宋襄公、楚成公、秦穆公而已。此四君无论成败，都是有志于霸业的，故眼光格局，自和卫曹郑等辈苟且求存之国大不相同。
宋襄公是齐桓公看好的托孤之人，在齐桓公死后，平定了齐国内乱，论眼光见识和声望，在当时都可说堪称一流，距离继承齐桓公的天下霸主之位，也只有一步之遥。
曹南之会，宋襄公以鄫国君主为牺牲，祭淮水之神。旧说鄫与东夷为世仇，宋襄公此举在讨好东夷。但宋的主要班底乃是曹、邾、滕等淮泗小国。东夷的主要国家徐国，曾嫁女于齐桓公，参与中国事务颇多，却并未参与伐齐、会盂、泓水等一系列宋主导的大事。可见宋襄求事东夷之说，未必是事实。
何况以华夏之君为牺牲祭祀邪神，在当时乃骇人听闻的大事，宋之强邻如齐、郑、卫诸国，均无干涉的纪录，邾国君主甚至赤膊上阵为之帮凶，这也违反常理。
因此一个推测，是宋襄公以鄫子为祭，其事类西门豹以女巫祭河神。鄫国迁东夷后，可能被当地文化同化，行夷礼用夷俗，乃至以活人为祭，触怒了以仁义自居的鲁宋襄，所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拿鄫子祭东夷之淮神，以示警告。所以宋襄公之举，在当时不但不会降低自己的“仁义”之名，反而更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
